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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或者旅行的路上，在机场或高铁上来来往往都是人，常常免不了与陌生人并肩而坐。比如你是一名教师，或者律师，偶尔邻座打破陌生人的界限攀谈起来，大概总能找到一点联系。比如对方会说，我的亲戚也是一名教师；甚至可以遇到自己的同行，彼此交换联系方式，或许还能达成合作。 但如果你是一名小说家，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确实没有在公共空间的人海里遇到过同行。 “你好，我是小说家。” “你好，我也是。” 这种陌生人初次会面的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 前些日子到西北出席一个活动，归来途中，我在飞机上打开电脑写小说。飞机上手机没有信号，信息完全隔绝，我一直以为是个写小说的好地方。我刚进入写作状态，写了两段，旁边坐着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女人，盯着我的屏幕看了一会儿，突然问：“你是一个作家？你在写小说？”我突然内心惊恐，不知所措，仿佛自己在干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什么话，应付过去，继续写我的小说，但这时总觉得旁边有人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非常不自在。 写作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私密的行当，或者这门手艺本身就羞于示人？教师可以有公开课，律师可以有旁听席，科学家可以有记录仪，甚至木匠也可以当众展示木雕手艺……唯有写作只能悄然进行，面对枯寂，面对自己独自言语的灵魂。从来没有哪个作家会那么无聊地在公众场合或直播镜头前演示写作，换言之，创作的过程如果用于表演，那么创作的目的也就悄然失效。 严肃小说家成为少数派，甚至几乎无法成为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背后自有复杂的原因。纸质阅读的堡垒逐渐沦陷，讲故事的人在当下最可能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工作是参与到影视行业里，成为故事提供者。影视为小说提供了演绎的渠道，相当于一次续命，但依然无法替代小说本身。而在另一个维度上看，创作的私密性，恰恰为小说纯度提供某种保证。同时，私密的手艺也为想象预留了最大的空间，有了密闭的创作环境，才可能有想象的腾飞。在小说里，作家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海盗也可以是书生，可以长出翅膀也可以杀人无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白日梦在不知谁是我。这大概已经是写作赐予人的最大奖赏，它可以让你活在故事里。 说了这么多，只想强调写作在当下的具体境况。其实这样一个境况并非一直如此。对于80后的写作者来说，写作曾经作为一门显学呈现在我们面前。早在中学校园里，因为写作而辍学，因为写作而发家致富，因为写作而被名牌大学录取，诸如此类的传奇故事常在坊间流传。学校围墙外面的盗版书摊上，经常能看到同龄人新书的身影。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概是青春文学的黄金时期，写作曾经被一部分人视为捷径和伟业，必定可以为不安于现实的灵魂提供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 如今，混得不怎么样的作家，卖不了几本书的非畅销作家，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当成怪物。“不出名你写什么书？没有人排队让你签名你当什么作家？”身边的人看你的眼神多少带着同情，他们还会拍着你的肩膀说“苟富贵勿相忘”，潜台词还是作家就必须有被粉丝包围的一天。校园里老师讲课时低头偷看小说，已经逐渐被替换为低头偷看手机。 也许青春还在，消亡的是伴随青春成长的文学。 我反思自己，也在青春的岁月里写过假模假式的文字，武侠的，历史模拟的，青春情感的，现在看来，也应该在被没收之列。而那时就印在各种青春杂志上，卖给比我小一些的学生阅读。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正站在某个路口，有可能放弃写作，也有可能往畅销书作家的方向继续前进，而我选择了最为艰难的路，要去攀登最高的山。在我的青春写作结束之时，严肃文学的大门没有为我敞开，我经历了艰难的跋涉，而青春文学并没有给我带来许多的读者，却留给我难以摆脱的“青春文学后遗症”，没有华丽转身，在文学路上的每一步都带着骨骼用力的咔咔声。 在整理小说稿的过程中，我不禁也萌发了感激之情，对于写作这样一门隐秘的手艺，应该恭敬而感恩。这些小说应该说都是我的早期创作，其中不乏稚嫩的痕迹，但看到它们，我总能够辨认出曾经的青春，那些属于梦想的季节。我在故事里记录了我的人生，也刻下了我真诚的悲欢。也正是这个起点，造就了还能够在飞机上安静写小说的我，我将之理解为一种生命的幸运。如果你能读到并喜欢这些小故事，那将是我最大的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