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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1968年，我父亲所属的空四军某部调防到了上海，军营就在虹桥机场。1971年，我在上幼儿园大班。幼儿园在机场大门口，是一幢资本家的豪宅，大树参天，每天中午我们都在老师的监视下煎熬着，待到他们去休息时，我们几个就起身悄悄潜到院子里的黑色篱笆的缺口，从那里再走上一段路，可以直接进入当年上海唯一的动物园——上海西郊动物园。多年后遇到小时候的邻居告诉我，我们进入的地方，正好就是动物园的大象馆。 每天傍晚，正在河对面小学里读高年级的姐姐，会穿过那座没有栏杆的小桥来接我。不然，我们差不多十个都住在机场里的孩子，必须排队回家。 我的母亲当年在部队开设的小工厂工作，被编入了战地救护队。我们家有一个墨绿色的束口袋，里面装着一张薄被子。半夜里，警报响起，母亲把我们从被窝里揪起来，一手拖着睡眼惺忪的我们，一手拖着那个布袋子，跟着家属们杂沓的步子，来到集合点，一辆辆大卡车已经整齐排列。男生从轮胎三两下就上了车，而笨手笨脚的我经常需要敏捷的姐姐连拉带拽才能狼狈地爬上车厢，然后，卡车疾驰。夜色浓重，很快，我又慢慢堕入梦乡，天亮回来时，完全不知道夜里去过哪里。我一度非常相信那些夜里的疾驰，是因为敌机来袭，有时候担忧自己行动迟缓，穿着许多衣服钻进被窝。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月回家一次的父亲，警报响起时，仍旧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并不跟着我们行动，才知道以往的一次又一次，其实都是演习。 那时我们“学习”的是如何防护原子弹爆炸的袭击，经常的，在放学进入机场大门后，凄厉的警报声响起，我们迅速跑向附近的防空洞隐蔽。长长的地下通道，连接着一间间小洞室，妈妈们聊天，而孩子们再匆忙，都不会忘记带上自己的饼干桶，我们在通道里串联，查看别人的储备，也会交换不同花色的饼干和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