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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7月31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2020年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有人说莫言将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 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在这本酝酿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 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 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十二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所写的时代，其中就有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这回他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 高密东北乡“火”了之后……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十二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 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太久的莫言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得一年几乎连一整本书都没有看。 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回头再看，正如莫言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