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
近日治牙患，在躺椅上无端想起一些人一些事。想起前年辞世的布鲁姆（H. Bloom）及其《西方正典》一书。这位耶鲁大学英语系著名教授，强调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文学经典，具有高度艺术性和创意，才是学者研究和推广的对象；现代流行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不理会作品的艺术和创意，或只求“政治正确”，都是“野狐禅”。我国古代的刘勰，有强烈的“宗经”意识，布鲁姆可说也是个“宗经派”。布氏言论备受争议，攻击者众，他不客气加以抗击，称对方为“憎恨派”。 不过种种攻击动摇不了他是耶鲁一霸的地位，因为其博学少人能及，其记诵能力更是天纵之才。据说他对经典作品常常一段段背诵如流，这种“灵异”或可比照钱钟书。夏志清和布鲁姆先后在耶鲁读书，都是布鲁克斯（C. Brooks）的学生；夏虽然天资高学问广成就大，就是没有布的记忆天赋。 背书靠天才，当然还要靠功夫。长沙的李元洛能背诵很多唐诗宋词，我还亲耳听过他在香港和新加坡背诵一首首数十行的新诗。我佩服称赞之余，听他说：我是下了功夫一遍一遍地默背的呀！背诵长篇诗文，我还想到香港的陈耀南，在不惑之年，他接受眼科手术时，默默想到而背诵起来的，是古代陆机的长篇《文赋》。此事记载在他的美文《刮目相看记》。其爱《文赋》之深，其记忆力之强，真可佩服。我多年来有齿患，在躺椅上接受手术时，常想起余光中的妙趣新诗《牙关》，却不能背诵。见贤思齐吧，下次治牙时心里默背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