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性假期立法 不宜政出多门

　　□木须虫

　　据广州本地媒体报道，为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全国多地相继出台政策，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带薪老年护理假”。对此，济南市章丘区人社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春明一再表示反对，还两度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全国人大对“带薪老年护理假”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研究后认为，这些地方立法不违背上位法，但是否需在全国层面制定统一政策还“需要研究”。

　　立法出台“护理假”，不乏善意。但假期终究是调节劳动者休息权利的制度设计，立法每增加一天带薪假期，都会给用人单位和已有的劳动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带薪老年护理假”，从各地的设计来看，10—20天的带薪假期，不但令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要承担“带薪”所带来的负担，还得为劳动者休假缺岗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买单。就此而言，假期立法首先切割的还是用人单位的利益蛋糕。倘若如此，出台“带薪老年护理假”犹如“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其是否公平合理值得商榷。

　　不可否认，用人单位应当担承必要的社会责任，比如，赋予独生子女看望和照顾生病父母的便利，但不等于这就该是他们一家的责任。即便用人单位对特殊群体的某种假期提供保障是合理的，也不等于用人单位必须要承担不同群体所有类型的权益性假期，否则假期将是用人单位无尽的责任。

　　近些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老龄化问题得到重视、妇女权益得到关注，地方对相关权益法规的修订进入密集期，于是出现了名目不一的权益性假期，如“独生子女护理假”“痛经假”“奶爸假”等，而横向看，尺度也不一，每种假期各省规定的休假天数有所差异。并且，各地在权益性假期立法上，几乎都没有考虑增加假期对用人单位的成本影响，也未在政策上提出相应的配套减负与保障办法。

　　很明显，假期立法似乎已走上“锯木头”的窠臼，因需而锯，厚薄自便，不断给假期增项扩容，既不严肃，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种假期的简单叠加，反而大大增加了用人单位的法律成本。多地先后设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即是问题的缩影，看似充满善意，但热闹的背后不乏隐忧。

　　权益性假期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方方面面，需要通盘考虑。

　　首先，设立假期既关系到劳动者权利，也关系到用人单位利益，应当谨慎，更需要区域平衡；其次，假期不能因事设假，简单做加法，还需注重提高休假质量与效率，增强可执行性；再次，权益性假期还需要考虑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强化休假权利保障的公平性。

　　正因如此，权益性假期更宜由国家层面统一设计，以一部法规的形式明确，并协调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与各种权益性假期之间的关系，对休假天数与方式进行通盘的协调。同时，约束其他权益法、部门法以及地方相关立法的权力，不得另行设立假期和设计休假天数，地方政府只能设计与地方独特文化相关的公共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