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之“特”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蕴

  　□谢 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面专门回顾了经济特区的初创历程，并提到党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邓小平为“特区”命名，颇有深意。从通常意义上讲，我们很容易将经济特区之“特”等同于“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层面之“特”。经济特区创办初期，这一认识很普遍，事实也如此。一方面，特区是因“特殊政策”而生而兴，另一方面，特区又设定在“特殊地区”。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时就说：“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然而，随着经济特区建设日益推进，其身上承担的改革使命和彰显的标本价值越发凸显，“特”字的含义自然也就越来越丰富，早已远不止于“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

　　

　　中央的深情厚爱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40多年来党中央对广东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寄予厚爱、高看一眼、深情关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全力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工作”。如果仅仅把深圳等经济特区之“特”看做简单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未免格局太小。这个“特”的背后，蕴含着的其实是党中央一以贯之的重大“战略意图”。40多年来，党中央在“战略意图”上对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厚爱”和“眷顾”从未中断。以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关键历史节点亲临考察的频次为例，深圳可以说是国内城市中最为瞩目的“明星”之一。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4年和1992年这两个足以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时间节点亲临深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江泽民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办，在1980年代就10多次到深圳考察，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又先后于1990年（两次）、1994年、1995年、2000年等时间节点亲临深圳考察。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后先后于2003年、2007年、2010年、2011年亲临深圳考察。党的十八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已先后于2012年、2018年、2020年3次亲临深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迈进新时代。除亲临考察以外，40多年间，党中央最高领导人还多次在不同时段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作出具体指示，这里不一一赘述。正因为有此厚爱，深圳才会成为“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才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深圳“一马当先”相比，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早已迈入“万马奔腾”的新时代，但是当下的广东、深圳，依然是中央重大“战略意图”的关键所在，这无疑也是其再创奇迹，更上一层楼的最大优势所在。

　　

　　特区的使命所系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之中勇挑重任、“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独特使命。政策之“特”源于使命之“特”。深圳等经济特区为什么能获得特殊政策，地缘人缘因素固然是前提条件，但实际上，中央基于重大“战略意图”之下的独特使命赋予，才是决定因素。梳理改革开放史，我们发现，在特区建立之前一两年间，中央对于改革开放早已形成了决策共识，只不过一直在寻找突破口。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广东省委的积极要权，广东、深圳才成为这个独特使命的承担者。中发〔1979〕50号文要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要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广东、深圳承担起为改革开放破冰开局的独特使命。对此，我们从当年习仲勋的讲话中可窥一斑。如，他指出：他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体制改革）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他承认压力：“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中央已经把权给我们了，搞不好就怨不了天，怨不了地，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很好地努力，没有很好地运用中央给我们的权了”；他充满信心：“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纵观历史，从1980年代“为全国闯出一条新路来”，当好“四个窗口”，到1990年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再到新世纪之初勇当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示范区”，直至新时代集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于一体，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40年中，深圳经济特区所肩负的重任从未消退，这是其无上的荣光，更是驱使其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

　　

　　永葆的改革基因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者身上不惧风险、冲锋在前、一马当先的改革基因。习近平总书记说，经济特区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这句话其实是对特区改革基因最生动的概括。这一基因，早在特区创办之初的岁月，就已深植于特区人民的心中。中央要广东、深圳担任破冰开局重任，事事优柔寡断，遇到困难就踟蹰不前，肯定是不行的。特区创办之初，因为种种原因，进展曾一度比较缓慢，没有达到中央、省委的要求。对此，谷牧提出：特区“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改”。他还针对当时京津沪等地有人提出来的“现在不怕如来佛，就怕唐僧的紧箍咒”，特别寄语特区，“你们要大干，要有孙悟空的精神，要搞活”。“孙悟空的精神”这个比喻，不只谷牧，习仲勋、任仲夷等很多身处广东、深圳改革开放破冰开局第一线的领导者也都是反复强调的。在任仲夷主政广东时期，更是提出“排污不排外”“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这批改革先驱种下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种子”，深圳等经济特区才会不负中央重托，成功突围，最终成就出20世纪80年代这一改革成果井喷、改革气质凸显、改革氛围浓郁的黄金时代。从打破“铁饭碗”到“孔雀东南飞”，从“实行四分钱奖金”到“率先终结票据时代”，从“土地第一拍”到“科技第一展”，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种子”不断发芽壮大，改革基因成为深圳等经济特区最显著之“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深圳等经济特区要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改革基因能否进一步发扬光大，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传承的精神气质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建设者身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气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形象描述了这一精神气质：“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概括了这一精神气质：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追溯特区精神之源，可以回到1979年开始的基建工程兵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现场。当时，深圳基建几乎为零，建设力量极度紧缺，于是，两万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先后来到了这里，面对荒草没腰、鼠蛇窜行、一穷二白的现状，迎难而上，缚茅为屋，栉风沐雨，成为特区拓荒的中坚力量。短短数年间，深圳得以在一片荒原中创造出“一夜城”的奇迹，这批“拓荒牛”当记首功，“拓荒牛”自然也成为“特区精神”的最初象征。1984年春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源于深圳的口号得到邓小平充分肯定，成为“特区精神”又一鲜明印记。此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992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2006年）、“来了就是深圳人”（2012年）等观念从深圳响彻全国，“特区精神”被赋予了实干、互助、包容等新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要特区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其中的主旨，就是要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能够传承好、发扬好特区独特的精神气质，继续勇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拓荒牛”。

　　从历史的角度看，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今后深圳等经济特区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主观之“特”，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才是唯一出路。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