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

 　　 □周 静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等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相对于一般的公共事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严重破坏性、高度关注性、极端危害性等特点。借由全媒体平台的技术加持，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都极易形成重大的舆论危机，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严峻挑战。面对“热点时刻”，如何打赢这场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的战争，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课题。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困境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场域，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其后果不仅是导致物质的损失、人员的伤亡，更是成为各种观念、思潮、意志、情绪等进行深层次较量的“角斗场”和“竞争域”，充满着国际与国内、主流与非主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

　　世界场域：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新冠疫情这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他们更是以此为突破口，经济上频频发动贸易战、信息战，不惜动用国家资源打压、抹黑中国一些科技企业；政治上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同时拼凑国际反华联盟，不断丑化、污蔑中国，妄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威胁中国的政权安全。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言论和行为背后体现的是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较量。

　　中国场域：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分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因其极端重大性、破坏性等特质，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人们审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视角多种多样，更加剧了思想的高度分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裂变。例如在新冠疫情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各种非主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利用群众在疫情期间的恐慌心理，企图借助新媒体平台公然否定中国人民的抗疫文化和抗疫精神，干扰人们形成正确的英雄观、历史观，企图摧毁人们的精神高地……可以说，这些多样、分化的思想意识中所蕴含的消极的、错误的因素不但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恶劣的负面影响，还严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和主导地位。

　　个人场域：个体意识结构严重失衡。现代心理学认为，意识结构是指人脑在反映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各种基本认知和意识内容，主要包括知识和信念两个层面。以新冠疫情为例，这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大流行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大灾难。疫情中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既有的知识几乎被颠覆，个体固有的稳定感和安全感丧失，导致“危机迷情”、心理失控和信念崩塌。个体意识结构的失衡，信息扩散的负面效应都极有可能带来网络舆论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瘫痪，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不断耗散，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带来重大挑战。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表述和思想表达，是文化自信、精神追求和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具化为党和政府为处理重大突发事件而实行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维系着政权的稳固、社会的稳定，还关涉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展和解决的指向。因此，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切实提升传播实效、增强传播效力，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

　　第一，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实现传播理念主动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去占领，就会丧失主导权，其他社会思潮和错误观点就会借机攻城略地，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空间。由于重大突发事件而引发的公共性危机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极强的破坏力，政府部门必须始终有明确的阵地意识，要通过多次主动、积极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相关声明，对于人们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运用真实、具体的数据和事例进行回答和解释，减轻人们因不明事态真相产生的不安和恐惧。此外，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斗争意识，在党的重要刊物和主流媒体上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的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及时“亮剑”，占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制高点。

　　第二，重视受众需求差异，推动传播话语感性化。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客体和“目的地”，是传播链条的重要环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关涉到人民群众安全、健康等切身利益，而不同的受众个体因为环境、身份、知识、能力等的区别对信息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实践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坚守根本性话语的基础上必须进行话语的不断“降维”，即针对不同受众进行技巧性的“解码再编码”，实现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化晦涩为通俗。具体来说，应充分运用现代传媒的技术和功能，将意识形态中比较抽象的价值理念、文化内涵、精神结构等，以人民群众更容易听得懂的感性故事、影视符号或文字作品等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超越理性概念与感性形象的间隔，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群众接受的有效“对接”，增强传播的生动性、形象性、丰富性。

　　第三，运用多种传播手段，促进传播模式大众化。大众传播模式强调媒介、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主张综合运用和扩展多种传播主体的力量，共同推进意识形态更广泛、更多样的传播，代表着突发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变革的新方向。当前，新媒体取代了传统的书籍、报刊等载体，成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场所，因此必须依托新媒体平台建立起意识形态大众传播的新阵地。一方面，要坚持主流媒体的传播主导权，充分运用新媒体传播的新技术、新手段，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调动商业平台、意见领袖等社会的、民间、大众的力量共同做好传播工作，引导他们主动承担起宣传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责任，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认可度和实效性。

　　第四，加强网络舆论引导，营造传播环境清朗化。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国际国内反动势力借助全媒体平台“群魔乱舞”的现状，必须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和舆论引导，营造清朗的传播环境。首先要通过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和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牢牢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以提升话语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话语支撑。其次，要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不仅要通过反复、不断流动的主流话语和政治符号实现日常传播资讯的主导性覆盖，而且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整合与认同性建构。最后，对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企图“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宣传和回应，始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为疫情防控营造清朗、和谐的国际舆论氛围。

　　（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2019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全媒体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项目编号：GD19CMK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