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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此刻办公室窗外阳光明亮、温暖，俯瞰楼下的绿色草坪，罗马柱上盘绕的藤蔓间有红色叶片。有一点季节的恍惚。 区别于南方的南方，上海人一般将自己所在的地域称为江南，这些年学者也反复向大众从历史地理上厘清江南的概念，从先秦时期的长江中游，唐贞观元年设立的“江南道”、北宋时期的“江南路”……在漫长的时间里，大量移民南迁，人们所认知的江南，除了历史与地理的，也有在文化与艺术中认知的江南，甚至可能形成了心理概念上的江南。 1月8日，以“江南文脉何以蓬勃”为题的《收获》论坛，集聚了长三角地区的作家、杂志主编和评论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家周嘉宁说到疫情期间，她经常收听东北主播的电台，他们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但其实说的是方言。而江南的作家，在写作里也会对方言的使用很谨慎，怕别人读不懂。 除了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一般的上海孩子交流都使用普通话，渐渐地会听不会说方言了。想起《收获》刊载金宇澄《繁花》时，作家西飏在评论里写道，日常思维和语言使用上海话的他，写作中因为使用普通话，因此较少对话，较多叙述，换言之，是没有“声音”的，而金宇澄的小说是有声音的，作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独具特色的努力。 某种意义上，语言背后是作家表达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任何定义，都有可能是狭隘的。就像刚刚逝去的钢琴家傅聪，擅长弹奏肖邦，但他说过：“我痛恨肖邦风格的肖邦。”任何文脉、文明，都是在交融和内涵外延的拓展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就如作家孙甘露强调的“挣脱出来的力量”，用鲜活的语言，不被规约的生长中的语言，来描绘变化的生活，因为“作家就是本民族语言中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