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风云时代、风流人物在“史诗”式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得到宏美演绎。我近日一直追看。1910年代国弱民穷之际，文化新旧、救国路线迭起争议，剧情非常“硬核”。但编导也有“怀柔”的时候，以加插父子夫妻师生朋友间的关爱与温情，这是剧集吸引大量观众的一个原因。 剧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和言谈行为，如蔡元培的平和而睿智、宽容而严厉，陈独秀的才情横溢、气吞牛斗，李大钊的关怀生民、择善固执，以及胡适的踟蹰、鲁迅的静观——我略识那个年代的文史，看来风流人物被“激活”得相当立体。编导演对辜鸿铭的处理，尤为一绝：长衫马褂，留辫，抽烟，架势十足，争辩新旧文化时引希腊文“教训”胡适等场面，令人难忘。 本剧的一个重点，是“一战”后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巴黎的中国代表屈辱焦虑，民国的大总统和文武高官犹豫惶恐，已是剧力万钧；北京大学里师生愤慨激昂，日夜筹谋与行动，更是动人心弦。当中有两个小场面刻意经营。一是背着镜头，陈独秀拿着青岛学生遗物（血书“还我青岛”布条）掩面痛哭；一是李大钊手执毛笔欲写标语，沉吟之际把毛笔折断。两者都可供“细读”：前者暗喻陈不忍直面之悲痛，后者象征李有投笔从戎（实际的反抗行动）之意。我称此剧为“史诗”。有“史”，即有真实的风云时代、风流人物；也有“诗”，即有情有致，感人而耐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