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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源 六十岁的我，头发早几年已花白；妹妹五十六岁，却还浓黑着。 妹妹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日子逐渐好起来，父亲便为她取寓意吉祥并好听的名字“云霞”。当兵前我在家一直唤她“小霞”，1979年底我入伍，平时唯一的交流方式是写信，每次信开头就改成了“霞妹”。后来，尽管用上了电话、手机、微信，我这样叫她一直未变，延续到2020年12月6日她去世，整整四十年。 我俩虽是兄妹，却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世上最痛苦和悲哀的事情！而且，五十六年兄妹一场，之后，对于我来说，世上就再也没有唤妹声了！ 我们五兄弟姊妹，排老四的我完全出自于天然血缘亲情，打小就照顾和深爱着这唯一的妹妹。那时，生活在河南温县农村，大哥自幼跟随外公去到了百十里外的杞县，二哥和姐姐上学，父母忙于种庄稼操持家务，照看妹妹自然就是我的事了。她三四岁之前穿我穿过的衣服，吃我送到她嘴边的饭。八岁我上小学，星期天或者寒暑假，凡在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她，即带着她玩耍，操持她穿衣、洗脸、吃饭、睡觉，甚而陪她蹲茅坑…… 从十四岁起我到邻村和公社所在地读初中、高中，学校离家最远十三四里，只好住同学家或者住校。前后四年不能天天见面，妹妹一直在本村上小学、初中，成绩都还不错。她尤偏好语文，很是像我。四五年间我们兄妹一块相处，加起来也就半年时间不到，但兄妹之间的亲情丝毫不曾减弱，甚而更加的浓郁。 和霞妹交流再次频繁起来，是1982年我到石家庄读军校，而她则接了堂伯工作的班去了西安。 堂伯结婚早也离得快，不曾生儿育女。为了防老，霞妹三四岁时就立了字据过继给了他。不过，他并未把她带到他工作的西安去，依然留她在父母身边读书，直到他退休。接班进城，对于妹妹来说是人生大事，不仅户口入城，吃上那时叫人极为羡慕的商品粮，改变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不用找人不用考试就有了一份安心并体面的工作。当然，妹妹的压力也大。她在农村生活了十六七年，城市完全是一方新天地，方方面面如何去改变去适应？就连最基本的居住都成问题。堂伯在偌大的西安城并无任何房产、资产，她只有暂住在远到不能再远原本一个村的远房姑姑家里。 工作后的妹妹性格变得柔中有韧，生活里的繁琐事被她很快捋顺，不久，学习和工作像春天的竹笋，悄然拱破地皮冒将出来。她一会儿写信，说要凭自学考取大专文凭，而她却是没上过高中的。可就在我并不经意的时候，文凭竟被她拿到了。过罢一阵她又写信，哥，我入党了！惊愕之余，这回我发自内心地为她高兴：入党，在我们家我第一、二哥第二、她第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整个九十年代，虽然天各一方，我们兄妹互相关心、激励、问候，书信频繁往来。不知不觉，我们渐渐成熟。妹妹结婚并有了孩子，我们书信往来就少多了，但打电话愈来愈密。终于有一天，妹妹说她提干了，当上单位一个科的科长！ 2015年我从部队退休，四年后妹妹退休，虽然我们依旧在广州和西安生活，毕竟电话、微信联系方便多了，天天像在一起一样。几乎每天早上，妹妹用微信发来一帧照片，上面写着“早上好”，配有音乐或歌曲…… 妹妹是在同残酷无情的病魔进行了一番生死相搏之后，才离开我们的。在我们三个哥哥两个姐妹中，她最小却走得最早！ 妹妹，你永远带走了我呼唤你“霞妹”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