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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实际上是很反对所谓东方学术、西方学术的划分的。现代学术实际上需要一整套现代学术制度来保障，不论是美国的大学还是南非的大学，抑或是中国的大学，这些制度是必须遵守的。公认的学术标准和规范、严格的学术训练、完善的学术批评风气、公正的招聘制度、透明的晋升程序，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学术的规范，是世界性的，不存在所谓某国的特色。 “健康”的学术批评，实际上对中国来讲，也并非新鲜事物。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在写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的《思益经序》中对他老师的汉语水平和翻译都进行了批评：“良由未备秦言，名实之变故也。察其语意，会其名旨，当是‘持意’，非‘思益’也。”后人并没有因为看到僧睿的序而对鸠摩罗什有任何的轻视，相反会感谢这位实事求是、敢于讲话的弟子。 近日读到黄庭坚的《题徐巨鱼》，他一反一般书画题跋的多多褒美奖掖之词，而是直接指出这幅画的致命之处：这位徐先生所画的这条鱼，尽管十分神似，甚至让人看了之后会馋得流口水，但这条鱼却没有任何的审美意义。因为它完全是孤零零的一条鱼，而没有任何情境。 山谷认为，要创造出一种情境来凸显出鱼之动态美。此外，作为艺术家一定要有高尚的创作目的，自己的绘画作品并非让人佐酒下饭，而是“为天下壮观也”。山谷借助对徐先生画作的批评，提出了自己有关绘事三昧的主张：只有在典型的环境中才能显现出所绘之鱼的精气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