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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开创“新国画”道路的当下意义

来源:羊城晚报     2021年07月18日        版次:A06    栏目:    作者:陈天

     高剑父

     游鱼戏花影(国画) 高剑父

     秋山萧寺(国画) 高剑父

  

  □陈 天

  

  高剑父一直被称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在他去世70周年之际,探讨由他始创的“新国画”创作技法及观念对当下美术创作的启示,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国画”的核心要义

  

  经常有人问我,广东近现代美术史上谁可以称得上艺术大师?我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高剑父。他无论在艺术观念上和艺术实践上都有大的突破,其倡导的“新国画”脱离了古代艺术对完美世界的设想,转向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今天说起来好像是平常的事情,其实要回到高剑父那个年代的语境才能体会到他的才华与勇气。作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处于中国现代性转型发生的起始期,因其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岭南画派带有明显的现代性意味,而这种意味背后更关联着当前中国艺术的路径选择问题。

  岭南画派的创作是一种“新国画”,它以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为核心。作为中国画的创新流派,其鲜明特征即时代性。在高剑父看来,绘画与时代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艺术表征是一种后起的、静态的社会反映,因此,他认为,“绘画要代表时代,应随时代来进展,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了”;不但要切近现实,要在“现在之人间世”,还要对未来有所寄望。

  高剑父的艺术实践在两个层面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属性:在绘画的题材和内容上,高剑父的作品具有极强的现代生活表现力——中国画出现公路、轮船、飞机、汽车和收音机,在高剑父以前从未有过;现代人物,特别是劳动人物入画;更重要的是,还和中国所处的危亡语境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画的《悲秋图》,以及其后的《白骨犹深国难悲》《埃及英雄》《灯蛾扑火》《弱肉强食》等题材,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无论学哪个时代之画,总要归纳到现代来。”这是高剑父“新国画”艺术实践的核心要义,它为后来整个岭南画派的形成与传布奠定了基础。

  

  创作技法的“中体西用”

  

  岭南画派的创新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重视和关切基础上的。但关注现实并不意味着写实,用诗意的中国画理念去表征现实,这种“创新”构成了岭南画派艺术实践的重要传承,也是对中国画既定传统的一种反拨。长期以来,中国画传统形成了严重的“笔墨程式”,而岭南画派对此所进行的“革命”,除了具有融入时代观察生活,更重要的是个人意识的介入,即对所观察到的现实进行艺术想象的加工。

  高剑父主张的时代性与大众化都要求其艺术创作与实践“写真”,但其“写真”又不是“笔墨程式”化地进行,而是高度重视与前人的不同。这种不同多是 “自家体贴出来”,需要学生既认真观察、认真听讲、认真学习,又有个人独到的见解、路径和成就。

  高剑父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游历南亚各国,对欧洲绘画也有过深入的研究。这些求学与游学经历,为其绘画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视野。而这种视野很快就成为其“新国画”学习一种具体方法,即折衷中西,实现中西美术的杂糅。

  高剑父弟子叶绿野回忆:“高师对我们的课程安排,有素描、色彩学、诗词、书法、美术史,还有艺术观赏会。他主张学中国画也要学西画写实的基本功。学素描以解决造型能力,还要临摹水彩画,和用国画临摹油画……他主张写生,去破除那种七拼八凑的笔墨程式,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改革。”将不同类型的艺术(国画与油画)进行相互整合,既显现出以国画为本,以西方油画为参照的创作立场,又显现出借鉴油画处理手法来改进国画的价值取向。大体来说,这是一种创作技法上的“中体西用”。

  创新出自杂糅,唯有从多种艺术形态的混合状态中,才可能产生新的艺术形态,尤其是产生不同情感交融的混合体。而高剑父倡导的“新国画”正是从中西方两种绘画文化、美学思想的混融中而产生的中国新美术流派。如其自言,“作画不一定要笔精、墨洁、色良、纸美……我曾用木、布、海绵、报纸、牙签、芦根写之……至今播为艺林佳话”,便是杂糅式的创新。

  

  关山月:高剑父没使用过“岭南画派”这一名称

  

  “岭南画派”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意味,虽然这一命名并未得到高剑父的认可。据关山月说,“剑父先生从来没使用过‘岭南派’这一名称,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接受‘岭南派’这个名称”,其背后必然暗含着从政治性关联来追认地域性艺术流派的隐喻。

  高剑父认为,无论是折衷派、新派、洋派、日派,都不如“新国画”(或称“现代画”)更适合于对岭南地区美术创作流派的概括。1908年,高剑父从日本归来,在广州开设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就以“新国画”命名。这一命名足以体现岭南画派以“国”为本,以“新”为表的价值立场。

  不过,无论如何命名,作为一种方向,岭南画派所开创的新的美术道路已为艺术教育界所接受。如潘公凯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时就提出“两端深入”的教学改革方法,即“以中国传统为一极,以西方现代为一极,中间留出广阔的混融区域,构成橄榄形的中西绘画‘互补格局’”。然而,今天科学的开明和技术的发展,艺术已不再只注重于技术层面的探索,我们三千年的文化传统在其丰富性和与西洋文化传统的差异中,是否能从个体的立场出发为世界美术提供更独特的认识模式和审美趣味,可视为对高剑父艺术理念的一种改进,一种更适合于当下的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