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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书——陈平原书展》在广州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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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受访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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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9月15日，《大字书——陈平原书展》开幕式在广州文理一堂展览现场举行。本次展览展出了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新近书写的数十则短语，作品出自《学者的人间情怀》（1991年）、《世纪末的思考》（1996年）、《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年）等文章。 当天，陈平原教授在现场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写字”为题开讲，与到场嘉宾与观众分享自己对书法的思考。在陈平原看来，“阅读”“写作”“书法”三者统一。“古来好的书法作品，好多都是自己的文章，在写的过程中更容易融入自己的感情。”陈平原在分享中表示，“书法作品不仅写自己，我还写白话，不仅写白话，还加标点，我希望做这个事情，让书法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我们今天不用文言写作了，用白话写作，就把白话用毛笔写下来，写在宣纸上，达到另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近年来，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广州、深圳、台北、潮州等地举办个人书展。但陈平原教授表示，自己并非书法家，更希望让写字回归日常生活：“在主流书法界别之外，提供另一种书写的可能性：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书斋氛围，回归表情达意。” 就此，陈平原接受了羊城晚报专访。 阅读、写作与书法 三者应该合一 羊城晚报：本次《大字书》书展的系列作品创作缘自怎样的契机？ 陈平原：首先是不满如今大量书家的炫耀技法，使得书法越来越向绘画靠拢，某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可读性”。参观书展，不再有动人心魄的诗文，连短小的隽语都难得一见。我批评的不是那些将书法当杂耍的，而是正儿八经的书家，因时代风气的变化，其书写全都以展览为标的。而展馆里，没人看内容，都在欣赏点画结构与墨色组合。正因为书法的主要生存空间已由书房转为展厅，这就决定了长卷很难生存，而专攻某些大字，更容易上手，也更有视觉效果。 严格意义上，这不再是“写字”，而是“画字”——这一时尚，我不觉得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方向。我不是书法家，也没想参加什么协会，故不必考虑时尚，也不愿追随潮流。作为喜欢写字的读书人，我始终坚信，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应该、也可以合一。 书法史上第一流的佳作，很多都是诗文与书法合一，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米芾《苕溪诗帖》等，不一定一挥而就，但都是自家诗文，写起来更得心应手，也更有韵味。就好像毛泽东诗词手迹《沁园春·雪》，词好，字也好，确实了不起。但很多书法家缺乏那种阅历与气魄，没有那种远大襟怀，同样也来写“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我就觉得挺好笑的。 羊城晚报：您之前的作品侧重书写古人言辞文章或自撰诗联，本次选取此三篇“白话”文章是怎样考虑的？ 陈平原：之所以设计《大字书》这么一个特展，基于以下观念，笔墨是有感情的，书法作品是可读的。刚才已经说了，如今进书法展厅，要不格言警句，要不唐诗宋词，满眼看过去，全都是老祖宗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写点自己的东西呢？不会吟诗填词，那散文总可以吧？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若安排妥帖，同样可以很精彩。所谓“高雅”，不是指远离现实人生，相反，有文气，有关怀，有寄托，那才是好作品——书法也不例外。 这回走得更远，不仅不要古人言辞，连自家小诗或对联都摒弃了，就写大白话，甚至还加了标点。当然都是有选择的，精心裁剪过，希望每一幅都表达某种独特的思考或感觉，即便做不到意蕴宏深，起码也得让读者有所感悟。 羊城晚报：书写内容往往寄寓心志。这些文章成文、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对他们的书写和重读，于今天有怎样的意义？ 陈平原：选择写于1991年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当然是别有幽怀。在我看来，驱动书家泼墨挥毫的，不仅仅是书写技巧，更包括视野与心情。1991年，华约解散以及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大学合作等，在此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就在那千钧一发的转折关头，我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多年后阅读，还是很有感觉。 “多读书、少练字，写字写不出博士来” 羊城晚报：您曾言自己的书法是“读书人的‘书迹’，而非书法家的‘墨宝’”。您是怎么看待书法作品中内容、技法、身份之间的关系？ 陈平原：先说“书迹”，这词谁都可以用，只要你肯写，且有人愿意陈列或印刷，就如假包换。说“墨宝”那就属于客气话了，不是每个人的书写都是宝贝。有人一字千金，有人白给都没人要。可我想做的，正是打破这种等级观念，并不以为凡著名书法家（更别说不一定名副其实的书协主席副主席）在聚光灯下挥毫，就是墨宝。我辈的日常书写，虽说没什么了不起，也并非刻意经营，但既然有朋友赏光，那就同样可以装裱、展出或观看。最起码，让读者了解“写字”的眼光、方法与趣味，并非只有一种。 十五日下午，在广州文理一堂，除了补办我的书法展开幕式，还做了个小讲座，题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写字》。还是那句话：“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我的体会是，生活在当下中国，别完全丢下毛笔，可也别把写字吹上天。所谓“书法”，没那么神秘，在古人是日常生活，在今人也不例外。毛笔、铅笔、钢笔、圆珠笔都行，帮助你我记得汉字的架构，也体验汉字的优美，这就行了。当然，若能兼及笔墨纸砚的功能与精神，那就更好。但不要抱太高的期待，因为说到底，书法不是人生的必须。能写一手好字，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有获益；但若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很多人选择放弃，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我喜欢写字，但警惕那些危言耸听、把书法吹上天的人，怀疑其除了文化立场，是否还另有所图。 说这些，是有感于近年的书法热。经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多年呼吁，2013年1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书法进课堂，我乐观其成。可最近两年又有了“让书法纳入中高考评价体系”的提议，虽说教育部的答复比较含糊，我还是有点担心，因好几个省已经开始“书法中考”改革试点，分值在10分到30分之间。中国的经验，只要中考高考肯加分，不管学什么，有用没用，家长必定都趋之若鹜。“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句话了不起，影响极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北大晋升职称都要考计算机。可我不觉得书法有计算机那么重要，而且过分强调书法，会不会回到科举老路？毕竟，孩子们就那么多时间，不是说要减负吗？腾出的时间应该是让他/她们休息、玩耍，可别弄出很多别的什么新花样来。 多年前，曾应邀给某大学艺术学院讲课，接触他们的书法专业学生，据说有本科也有研究生，很惊讶其主要功课是写字，临各种帖，写各种体。主持人好心，要我提意见，我心直口快，说了六个字：多读书，少练字。起码在我看来，第一流书家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倘若胸无点墨，怎能从容下笔——我永远记得启功先生拒绝招收书法研究生。据说启先生不喜欢“书法家”这个称谓。二十世纪末，“学位办”要启先生首创书法专业博士点，启先生婉辞说：“写字能培养什么博士？”之后又加了一句：“我不是说别人，只是说我写字写不出博士来。”（参见王宁《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随笔》2021年第2期） 文人书札注重的是“人”而非“技” 羊城晚报：在容庚先生的收藏理念中，重视书画创作者的学养背景与学术成就，近年来学人书法、信札也越发受到重视。您如何看待这股“热潮”？ 陈平原：除非第一流的古代国宝，现代文人学者的书画及信札，其拍卖价格与收藏价值，从来注重的是“人”而非“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谈及：“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刘师培字不算好，但也还说得过去；至于周作人本人，不时给人题字，还在杂志上刊出影印书札，可见也不是毫无自信。只是当初在北大，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确实不以书法名世。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校园里设立书法研究会，请的主持人是沈尹默和马衡。 没想到一百年后，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的墨宝价格扶摇直上。2020年12月3日，41件共221页周作人散文杂文手稿及《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手稿在嘉德拍卖，共拍出1286.85万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嘉德2018年春拍会上，胡适的《尝试集》第二编手稿以1150万人民币的天价拍出。最离谱的是2013年中国嘉德春拍，鲁迅《古小说钩沉》一页手稿，上有周作人批语两行，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690万元成交。为什么？唯一的理由是，三十多年后，失和的兄弟重新聚首。曾经兄弟怡怡，日后动若参商，世上这样让人感叹唏嘘的事不少。问题在于，这兄弟俩均非同寻常，乃现代中国文坛无可取代的重要人物。 我相信这不是一时风尚，因为画作相对独立，书法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若真的在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科技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不管他/她的字写得怎么样，都可能“片纸千金”。当然，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物以稀为贵。职业书法家每天都在写字，存世作品很多，源源不断流向市场，自然冲击其拍卖价格。相比之下，无意经营书法作品的文人、学者、政治家，其偶一为之的“墨宝”，因而显得更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