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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比如，四十年前的1981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记得全校新生大会是在大礼堂——相辉堂举行。相辉堂原来叫登辉堂，是一幢白墙黑瓦的建筑，隔着复旦校园里最大的一片草坪，外观简单，却见证了复旦众多重要的时刻。1947年的夏天，经历曲折过程，它矗立在被日军轰炸炸毁的复旦第一宿舍的废墟上，后来，为了纪念创始人马相伯与曾任校长的李登辉先生，改名“相辉堂”。 记得1981年复旦新生大会，聚集了文理科新生一千多人，当年校长是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我读书期间物理学家谢希德先生也做过校长，几次学生大会上她的讲话都简短而主旨突出，内蕴热情，对科学家的思维与大气，因此钦佩不已。但是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今天却一句也想不起来。没有文本依托，记忆竟然会变得这样脆弱，这是当年在台下聆听的我意想不到的。 中文系的第一堂课，是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上的，当年朱东润先生已经不对本科生授课了，但他捧了一摞书，出现在讲台上，郑重地告诫我们：中文系是培养学者的，不是培养作家的。而当年的时代风潮，班级不少同学仍旧如火如荼地写诗，油印刊物…… 十年前读到过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做的一篇演讲，叫做《教育的意义》。她说：“今天的教育确实有着许多问题，有一些还相当严重，可是无论怎么样，教育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它的意义，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公平地给予我们变好的机会。”而她对学生的嘱咐也与众不同，比如“有用和无用”的价值，比如，“效率与过程”的观念，比如她说到的第三点，“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竞争难免会将你们放置在对比之中，影响自我评定。竞争还会将你们纳入所谓主流价值体系，这也会影响你们的价值观念。”……她所注重的，应当是叮嘱学生学会独立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且真正享受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