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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先生自1992年离休返穗定居后，每日读书自遣，安度晚年（资料图片） |
□关国栋 打开10月3日《羊城晚报》第二版，一幅杨奇同志的照片跃入眼中，旁边的标题是：《粤港著名老报人杨奇先生逝世》。我顿时觉得头顶“轰”的一下，愣在那里…… 九九高龄，即登百岁，当属高寿。但他还是走了！ 62年前的情景，又现眼前：1959年9月，我调到羊城晚报社工作。南方日报人事处（当时羊城晚报属南方日报领导）的同志带我来到《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的办公室报到。杨奇同志对我这个新兵表示欢迎，扼要介绍了《羊城晚报》的基本情况和办报特色，语重心长地强调：采编人员一定要多跑，多看，多思考，多动笔。谈话后，他通知分管采访工作的副总编辑方亢过来，把我带去《羊城晚报》新闻（采访）部，交给部主任。 我在杨奇同志领导下，工作近七年。他是报社“一把手”，我是普通一兵，接触有限，但依然感受到他身上的许多长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要求毫不含糊，同时注意结合晚报实际认真落实；思维缜密，考虑周全，工作细致，雷厉风行。他不时深入各采编部门，与大家共商办报之事。我就几次见他来到新闻（采访）部，向主任布置任务或一起商讨问题。有时，他还与在场的记者就具体稿件进行交流。 报社的同志们都愿意参加杨奇同志主讲的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或讲话时，内容充实，观点鲜明，分析到位，入心入脑。在小型会议上，他的发言也是有的放矢，句句实在。 杨奇同志十分重视采编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对于勤奋努力、成绩突出的记者、编辑充分肯定，及时表彰。为提高新闻采写质量，突出晚报特色，他提出了“攻‘新’字关”等重要举措，收到实效。 虽然不分管副刊，杨奇同志对《羊城晚报》上这“半壁江山”经常关注。一次编委会专题讨论副刊“花地”工作（副刊部负责人及“花地”全体编辑参加），杨奇同志做了针对性很强的发言，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使大家深受启发。他还利用自己与社会各界联系面广的条件，为副刊扩大影响，邀请省内外文艺界等知名人士来羊城晚报社做客，建立联系，为副刊写稿。 一般情况下，星期天除出报等值班人员及有采访任务的记者外，羊城晚报工作人员都可休息，但杨奇同志往往例外，星期天也常回报社办公、巡视。《羊城晚报》在“西瓜园”时期，我的单身宿舍（平房）窗外，是从编委们办公的“小红楼”通往报社大门的必经之路。有一个星期天，我午饭后在窗口闲坐，忽见杨奇同志骑着单车（这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来到窗前，对我交代了两件事情，叮嘱次日转告副刊部负责人，说罢蹬车而去。此时已是十二点多了。 十年浩劫，《羊城晚报》首当其冲。杨奇同志“靠边站”，受到打击迫害，于1968年秋天去了英德干校。我与他再见面，已是几年之后。 那天，我在广州搭乘公交车，座满，只好拉住吊环站在通道上，一扭头，发现相隔不远，也是“站住”的一个人，竟然是杨奇同志！我过去同他打招呼，他见了我也很高兴。原来他已从肇庆调回广州担任广东省出版局领导。寒暄数语，我已到站，只好挥手道别。 又过了几年，再次见面，是在香港。《羊城晚报》复刊之初，我与同事出差香港。当时，杨奇同志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我们一行前去拜访，他热情接待，根据我们此行目的，介绍了有关情况。由于他的指点帮助，使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杨奇同志是广东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我是八届常委会委员。届满卸任后，我们都参加了当时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谊会。已回广州定居的杨奇同志，常和我一起参加联谊会的活动。联谊会组织的报告会、讲座，只要人在广州，身体情况允许，他大都会出席，认真听讲。他晚年听力下降，有时听不清讲的内容，便向邻座询问。联谊组织的参观考察活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也争取参加，看到广东城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日新月异的变化，深受鼓舞。在参观珠海横琴地区时，面对已规划好、尚未开发的土地，眺望近在咫尺的澳门，杨奇同志若有所思，对我说：横琴现在还看不出名堂，将来会有大的发展。 2018年，杨奇同志把新书《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杨奇卷》送给我（这是他送我的许多著作中最后一本书）。捧读这本书，我对杨奇同志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也更加崇敬。 杨奇同志走了，但他也没有走。因为他留下的革命信念、崇高理想、求实精神、勤奋作风等宝贵遗产将继续伴随我们，鼓舞我们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