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往事

　　□王厚基　　

　　记得那年祖母患病在床，我第一次想到生离死别，那时我还年少。而随着祖母年岁愈大，伤感的念头便愈加强烈起来。

　　祖母最终活到快九十六岁，而逝去距今也已三十余年，趟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之河，她仿佛还活着，在我的梦中，从未离去。我发现，除了刻骨的亲情之外，冥冥中似乎还有一种什么。

　　祖母是山东聊城东昌府人，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养马大户。大户陋俗旧礼多，女子不予读书识字还要扎脚。祖母刚上五岁，小脚丫就被布条严实裹扎起来，五岁的娃如何受得这苦？她拼死不从，终日哭闹。母亲心软，便半由了她，扎了放，放了扎，如此两年，父亲就不依了，眼一瞪，说：“再闹，拿个马掌给你钉上！”就真的去马房拿个马掌“咣”地放在她面前。聊城发大水，扎脚跑不动，父亲就叫人用箩筐担她上山躲避。那年义和团起事，她哥在鲁西揭竿，奋起反抗洋人欺压，为避祸乱，父亲把她送去北平姑姑家寄养。可万没想到，这一去，祖母从此就和家乡断了缘。

　　祖母在京城足足生活了二十年。她十二岁才放脚，怎么在皇城根的老街胡同里玩耍，怎样蹒跚地从童年走到成年，没有听她多说，我却记得她常提的两件事：

　　一是她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光绪和慈禧。皇帝出巡是京城百姓躲不开的事，路人都得伏跪回避，但俏皮的祖母却觉得好玩，一众兵丁高举“肃静”“回避”牌子鸣锣喝道，人们全都“嚯”地跪下，不敢抬头，她却蹦起来跑入路边屋内，踮高脚尖用手指戳开窗纸偷看，看得真切。

　　第二件于祖母是大事。祖母是十八岁那年在京城结的婚，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的我的祖父是一家洋行的英文翻译。婚礼是讲究的，鞭炮声一路伴随大红花轿热热闹闹把祖母送到祖父家，待帘子一掀，有人不由分说把个婴儿往她怀里一塞，祖母登时就吓呆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丈夫与元配的孩子，那女人不在了，自己竟成了填房！为此，她恨透了父亲，发誓再也不回山东。我懂事后才明白，为什么祖母总说自己是北京人，很少提及老家。

　　祖父是个温文的读书人，虽然二婚后不久元配之子病故，但他始终觉得有负于妻子，他喜欢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女子那种倔强好学的个性。祖母曾对我说，祖父在外忙完一天公事后，夜里就挑灯教她认字读书，她识的字，都是那时候丈夫教的。婚后九年，祖父在粤东甲子海关谋到一份差事，一家迁回了广州。这一年，祖母二十七岁。其时已经有了我的姑姑、父亲和叔叔。

　　在广州，祖母和婶母们同住城西一所还显气派的八旗老宅里，那是丈夫先辈前朝为官留下的祖业。相夫教子，举案齐眉，祖母一家在此过着殷实的日子。然而天有不测，七年后祖父突罹重疾，英年早逝，家道一下就中落了。那时祖母膝下已有子女四人，为了生活，祖母只得帮人做针线活，洗染织绣，那是小时候在京城亲戚家学的手艺。即将女中毕业的大女儿阿银这时也不得不辍学回家和母亲一道帮补家计。从富足到清贫，祖母用她的坚强意志和柔弱的肩膀扛住了生活的巨大落差和精神的无尽痛楚。

　　这时候有好心人劝祖母再嫁，可祖母在一顿撕心裂肺的恸哭后一口回绝了，别人哪里知道，祖母是为儿女着想才拒绝走这一步的。而年轻守寡日子一长，自然又招惹长舌妇，说祖母耐不住寂寞偷男人，这次祖母没有流下半滴眼泪，一番愤然驳斥后竟一仰脸吞下半瓶安眠水，好在及时发现才幸免悲剧。

　　在那些清苦的日子里，女儿阿银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了宅院里的一名房客。那是个倜傥的年轻人，说是从云南来广州做生意。其时兵荒马乱，祖母提醒女儿要带眼识人。有一次祖母发现他腰里居然有枪，立即把女儿叫来训斥：难道你甘愿一生跟他在枪炮中打滚，一世跟他走天涯吗？！阿银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以示抗议，祖母却沉默了，敏感而慈祥的祖母此时明白，这个一身阳刚气的陌生男人已偷走了女儿的心。

　　想不到祖母一语成谶。阿银恋爱翌年便成婚，不久就跟随丈夫——也就是我的姑丈远走天涯，去了云南丽江，从此再没有回到广州。

　　我的姑丈确实不寻常，他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参加南昌起义后，租住祖母家后房秘密组织广州起义，和叶帅的军官教导团一起，打响了广州起义第一枪；1939年秋，在江西抗日前线英勇殉职。

　　上世纪六十年代某日，我又见到祖母在她的房间里看信，反复看信已成为祖母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祖母在柜子里收藏着一叠叠姑姑几十年来寄自云南丽江的信，很多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陈旧的信笺上留下斑驳的泪痕，祖母的泪和姑姑的泪融在一起。

　　1986年一个阴沉的冬日，走过将近九十六年人生的祖母，在家中她的房间里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