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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深圳市作协主席李兰妮（左）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洪文香（右），一起为文珍颁奖 |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 羊城晚报：对比之前历获的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奖项，您本次获得“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有何不一样？ 文珍：恍然发现自己真是得了不少新人奖，这次再获得新锐文学奖，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话又说回来，羊城晚报之于我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我从业之初的好些极短篇小说和散文就发在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所以说，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也是陪伴我走过多年的良师益友。得奖对我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很好的提醒——提醒我永远不忘写作的初心，也永远如履薄冰。每次重新动笔，我都仿佛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羊城晚报：您获奖的书籍《夜的女采摘员》是一本全新的小说集，这次想给读者描画一个怎样的文学景观？ 文珍：说是“全新的小说集”，因为里面的故事并没有收到过其他集子里，却并不代表里面的十一个故事都完成于近年，也有差不多十年前的旧作。 我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关于梦境、小孩子、女人、动物和鬼魂的书。说关于女人和孩子，因为第一篇《小孩小孩》里的主角正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女人，其他篇目里的主角也多数是女性。而说关于动物，其实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上辑叫做“甜乌鸦”，除了《小孩小孩》，还有《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里面分别以“相手蟹”“大闸蟹”和“寄居蟹”为名，处理了性少数者如何认知自我、伴侣在性别困境认知的分歧中渐行渐远，以及都市边缘人群情感世界的性别剥削和反剥削等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大，但小说却可以很小，具体细微地呈现这些大题目的细枝末节。其他和动物有关的，比如《乌鸦》《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朋友》《赛马驯养要诀》《狗》，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相对魔幻的，都是我这么多年对于相关题材的尝试。 羊城晚报：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文珍：之所以叫《夜的女采摘员》，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很多年来，陆陆续续像瓜熟蒂落的果子一样悄然掉在我的生活里的。不是有意为之的敷衍成册，而是不知不觉间，这些滋味和外形特别的果实已经积攒这么多了，似乎可以好好熬一大罐果酱，制成点心请朋友喝茶了，里面有各种层次的酸甜苦辣滋味。 羊城晚报：可否透露您目前正在写什么题材的文学作品？ 文珍：我正在写的题材与深圳有关，与广东有关。 成为作家是因“其他事情都做不好” 羊城晚报：您的履历比较有意思，本科读的是中山大学金融，后成为北京大学暨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学硕士，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后来到了北京市文联当专业作家。本来是跟“钱”（金融）打交道的，后来为何改行当作家了？ 文珍：您的问题第一次让我试着把这三者放在一起思考。学金融其实也未必就是和钱打交道，因为数字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往往看久了，会丧失一种对金钱世界的真实感，会觉得千百万亿都不过数字而已，很虚幻。我当作家也不算改行，因为我本科毕业后毕竟没有成为真正的金融从业者，而直接考了中文系研究生。以写作为生，也更像是被命运选择。原因很简单：我其他事情都做不好。 羊城晚报：在大学本科、攻读创意写作学硕士以及供职于出版社这三个阶段，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文珍：金融的学科基础就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假设上，而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大愿望就是追求边际效益最大化。因此我在写作时，偶尔也会用偏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方式看待问题，不会流于过度感伤和无节制的感性——我一直觉得太浪漫了很肉麻。更何况世人所谓的浪漫，大多需用大量金钱换得，本身也不纯粹。 其实，我在北大读的那个专业不叫创意写作学，它和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搞的MFA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一个方向，叫作“文学研究与创作”，属于学术硕士。三年研究生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知道了真正的美是“无用”的，某种角度打破了经济学的学科假设。如果人人都理性，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文学、艺术这种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事情？ 现在，我已不在出版社工作了。十几年的编辑生涯最大的“收获”，就是对错别字很敏感，以及有担心各种书也包括自己的书卖不掉的职业病。 羊城晚报：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作灵感和素材可能大部分来源于生活阅历以及读书。也有不少作家，其生活阅历不十分丰富，但并不妨碍他能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您如何看待生活阅历、读书对写作的帮助？ 文珍：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生活体验派和学院派的分野。但是书本积累和生活经验当然都是重要的。文学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太存在光凭一方面的积累就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的可能——也许能写出看上去还可以的作品，但无论是创作者缺乏阅读经验还是缺乏生活经验，之后都必定难以为继，迟早会遇到瓶颈。 羊城晚报：对以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您有哪些忠告？ 文珍：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去读书，去生活；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去爱，去创造。只有自己真正愿意付出热情的人和事，他才能够创作出真正有痛感的作品。 甘愿永远当一名文学的新手 羊城晚报：您这次获得的是年度新锐文学荣誉，您怎样界定“新锐文学”？ 文珍：所谓“新锐”，我想几乎可以定义一切文学。我们写作，其实就是为了对抗此前已经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文学永远需要新的声音，新的视角，崭新的世界图景，以及新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能得到新锐奖是最幸运的事，我自己甘愿永远当一名文学的新手。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80后女性作家，“女性写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您看来，女性写作与其他群体的写作有何不一样？ 文珍：我始终觉得“女性写作”不是自己定义的，只是刚好是女性，一直在写，如此而已。这个问题被问得太多，我会觉得是不是女性作者还不够多，希望将来有更多同性能写出参差多态、异彩纷呈的作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