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叨的母亲

　　□尹广

　　又一次回到家乡武汉，看望瘫痪卧床的母亲。这种探望，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煎熬和痛苦：母亲已不能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大儿子了。

　　几年前，发现母亲得了帕金森病，看了几次病，病情没有怎么减轻，还发现她患了老年痴呆症。曾经写有一手漂亮硬笔字的手，变得拿筷子都困难，要靠人给她喂饭。开始，我回家，她还能走路，还认识人。看着我回来，努力靠近我，想跟我讲话，可就是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她急得直流眼泪。新冠病毒在武汉暴发后，困在家里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她没有被感染病毒，但她的病却急转直下，几乎变成了植物人。

　　母亲生下我和大弟后，一直想再生个女儿。因她觉得儿子不贴心，不爱听她唠叨，于是决定再生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在我12岁那年，母亲分娩了。没想到生下两个弟弟（其中一个不足月就夭折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上世纪70年代，父母各自从广州和武汉调到江西九江的三线厂。我和大弟留在武汉，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我是老大，母亲开始给我写信。开始，我对母亲的来信比较好奇，也认真看，尽管信上有的字还不完全认识，但基本能读懂。第三封信后，我的兴趣开始减退，觉得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是听话，上课不要迟到早退，早上要吃早餐，要勤快，照顾好自己和大弟。

　　第二年，大弟转学到父母身边上学，我更加感到孤独。母亲来信更勤了，信的开头只有“广儿”，没有了“刚儿”（大弟的名字）。仍是那些让我懂事、听话之类的唠叨，我已不爱看了，很想向母亲吐吐心中的苦闷，但文化知识有限，又无法用文字表达。后来，我终于向母亲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坐火箭到他们那里去。母亲明白了我的心思，刚放暑假就把我接回了江西。我转学到父母那边读初中二年级，母亲不用跟我写信唠叨了，取代的是直接唠叨。母亲的唠叨，我有时听，但大多当耳边风。

　　后来，我去遥远的新疆当兵。母亲恢复了写信唠叨的传统，什么要听从首长的话、搞好与战友的关系、要克服饮食习惯的不适应、注意防冻，等等。母亲的唠叨，在我看来，要么是无用的废话，要么是无的放矢。因她根本没到过新疆，也不熟悉部队。但当我看到母亲的来信，特别是开头的“广儿”二字，心头仍然会涌过一股暖流。

　　从大西北调到广州，由于与武汉的距离较近，父母来往比较方便，母亲写信少了，改用电话和手机隔三岔五地跟我唠叨。

　　几年前，母亲唯一的姐姐去世，母亲的病情加重，身体变得僵硬，背驼得比我厉害。这时她已丧失了写字能力，说话已不连贯，但还能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一年后，她唯一的弟弟也病逝了。从此，她走路不稳，需要有人搀扶，嘴里只能哆嗦地吐出几个字……

　　望着瘫痪在床的母亲，我叫着她、喊着她，希望她能回应。但她面无表情看着我，目光游离而无神。有时，她蠕动着嘴，不知是想说什么，还是本能的身体机能反应。此时此刻，我多想跟生我养我的母亲讲讲话、唠唠家常。残酷的是，母亲还活着，但她活得犹如一具空壳。我万分悔恨的是，在她还能唠叨的时候，我忽视她的存在，懒得听她唠叨……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