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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绮婷 王莽是史学界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自班固《汉书》以降，古今中外诸多学者对王莽评价褒贬不一，分歧极大，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除了相关史料较为单一及王莽品格行事的种种悖谬难解之外，亦与时代观念的演变、学者所持的角度方法不同有关。选取恰当的研究角度显得非常关键，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最好要检讨当时的时势，把王莽置于那个背景之上，然后再从事全盘的观察”，指出综合考察时代背景是解读王莽的一处突破口，这与文史作家张向荣新作《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祥瑞》一书从思想史、文化史出发，结合社会史对两汉之交时的时代背景作系统测绘，将王莽放置其中，剖析他的世界观构建与行事逻辑，重新审视他以今人目光看来或荒谬或“先进”的举措，厘清时下的种种“戏说”“误读”，还其一个相对清晰的历史面目。 以文化史的目光来看，西汉至新莽的历史时空弥漫着浓厚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祥瑞灾异”氛围，这些出自儒家的谶纬思想不仅塑造了王莽的信仰抱负，亦深刻地影响着西汉的执政决策和社会意识形态。儒学自汉武帝时被推上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后，开始全面介入国家的政经、司法、官员选拔与日常行政事务中，再到王莽时儒家理念已浸透进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准绳与文化底色。因而分析儒学与西汉执政的互动关系，在其体系里观照王莽，能建立一个客观并符合历史语境的参考坐标。 有了儒学此坐标，王莽身上的许多争议点会得到一个比较系统的解读。譬如在“代汉”这点上，王莽以孔子“外王内圣”的理想作为人生目标，希冀能复原上古时的“仁义大治”社会，他认为自己取代汉室完全是顺应“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的天命，遵循尧禅让给舜的古制，具有正义与合法性而非“篡逆”。客观来说，王莽的想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舆论支持与民意基础。汉武帝时的穷兵黩武令到国家人口减半，至西汉末年伴随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汉昭、元、成帝时期已有臣子公开议论皇帝应禅让贤能，到了哀帝时就连底层百姓亦广泛流传“汉祚已衰，新圣将起”的言论。其中固然有各利益集团借灾异符命等谶纬思想来“妖言惑众”达到政治目的，却也很大程度反映出社会各阶层对汉室统治的不满，寄望用符合儒家“礼让”精神的方式来完成政权更迭。这也是王莽能在一个相对和平、没有爆发流血冲突的状态下顺利登基的原因之一，按儒家的政治伦理及彼时民心所向来看，王莽禅汉还真的算不上篡逆。 同时，大批儒生官员的支持是王莽攀上皇位的重要推手，能获得广泛支持一是来自他多年悉心打造的周公式的“圣王”人设，二是他许诺的要恢复尧舜三代之治的“革命宣言”，也就是要进行改制。王莽改制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他确实笃信儒学的经典古训能从根源上解决积重难返的国家弊端，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改制的失败及后来新朝覆灭也恰恰与儒学相关。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张向荣作了详尽分析，当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王莽的“王田制”和“五均六筦”本质上仍是儒家患不均的政治理念实践，绝非今人附会的“计划经济”；二、“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尽管王莽的改制最终失败也导致新朝末年的混乱动荡，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他还是为东汉与儒学留下了一些政治遗产与积极影响。王莽将儒家推崇到一个新高度，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为刘秀的“领导班底”储备了大批人才，造就了东汉开朝的“儒者气象”。刘秀沿用了王莽设计的“礼乐”制度，确立了东汉政权的“德性”定位，对教化民众、稳定社会起到很大作用。另外，刘秀也借鉴了王莽的某些行事优点，譬如勤俭节约，反对奢靡铺张，又如对土地分配做了有限的改良，以及先后六次发布释放奴婢诏令。而儒学也由西汉至王莽至东汉一直传承下去，自上而下地浸润着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生活，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