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散文的境界

　　□林贤治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丁玲这样经历丰富、命途跌宕，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和文化含量的极少，尤其是女作家。

　　丁玲（1904—1986年），湖南临澧人，原名蒋伟。丁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正是在母亲的支持下，她走上文学和革命的道路。她还提到一位对她“总是从心底产生作用的人”，就是女革命家向警予。

　　1922年，丁玲前往上海，就读于平民女子学校；次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上海大学。1924年夏，她转赴北京，结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沈从文，还有冯雪峰。1927年底，她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她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作家被捕，后遭到秘密杀害。其中，就有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胡也频死后，丁玲的思想转趋激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3年，她被国民党特务押到南京拘禁；三年后逃离，在冯雪峰的帮助下奔赴陕北。

　　在延安，丁玲曾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风靡一时。她提倡杂文，并发表《“三八”节有感》，旋即受到批判。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丁玲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该作品获斯大林文艺奖金。1949年后，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创办文学讲习所。1955年和1957年，她先后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下放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文革”期间，她被关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

　　从1957年至1978年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丁玲被迫中断创作。“文革”结束后，错误的政治结论先后被撤销了，但所谓“历史问题”，直至她临终前才得以彻底平反。在最后的岁月里，她重返文坛，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并任主编，直至离世。

　　丁玲是小说家，以小说创作为主，散文，包括杂文、特写的数量不多，似乎也没有刻意经营。但是，由于散文的非虚构的特点，无疑与作者的人生际遇更为切近，能够直接体现思想情感方面的变化。倘若把她的散文和小说并置在一起阅读，则不但可以完整地了解一位作家，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革命也是很有裨益的。

　　从思想倾向看，丁玲的散文可分三大部分，相当于三个不同的色块：蓝、红、灰，彼此虽有交融，而界限毕竟是比较清楚的。

　　在丁玲北上读书并开拓创作时，可以说，她是一位“新女性”。自由、民主、人权，包括女权，这些簇新的现代观念，开始在丁玲的心灵中扎根。这是“蓝色丁玲”：自由叛逆，富于个性，敢于抗争。从《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在她的身上，有着一种鲜明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追求个人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的个性主义，构成“五四”那一代人的思想底色。

　　到了延安以后，丁玲很快适应艰苦的革命生活。她写下两个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记录了她对于革命与人性、集体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批判性思考。她是敏锐的，也是勇敢的。特别是杂文《“三八”节有感》《干部衣服》等，可以明显看出注入其中的鲁迅的血脉，充满紧迫的现实感和崇高的使命感。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她不曾沿此道路继续朝前走，而不得不中断相关的创作，但是，在几乎清一色的延安文学中，她的少数几篇作品，却闪耀着罕有的特异的思想和人性的光辉。

　　在丁玲的创作中，小说《水》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她从个人向集体的皈依。这是一个“红色丁玲”。凭着一种革命的热情，丁玲投入以工农为主体的浩大的斗争中。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丁玲对革命和文学有了新的领悟。她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文学当成武器和工具，散文方面主要是战地人物速写和战事报道，如《陕北风光》等，都是光明的颂歌。这些作品，客观、写实，有点急就章的味道，艺术上较为粗糙，少有吐露心迹的深入、委婉与细腻如《风雨中忆萧红》者。

　　20世纪70年代末，丁玲的处境，用得上美国作家考利的一本文学史著的名目来形容，就是“流放者的归来”。她历经预言的“九九八十一难”，思想无疑有了更大程度的解放，或者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回归“五四”。她写下《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知人论世，释愤抒情，确是难得的佳作。

　　丁玲复出之后，在公共场合表现得豁达大度、乐观开朗，但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却也不乏灰暗的、压抑的、愤懑的声音。比较两个不同空间的文字，可知丁玲在貌似平顺的阶段，仍然存在着某种难以诉说的艰难。

　　20世纪80年代初，丁玲写信给山西某大学一位教授说：

　　我现在虽然在北京，既不参加高级会议，又很少见高级人物。文坛事实与我无缘。你不要看见我在这个刊物有点短文，那个刊物有点小消息，或者又偶在电视中晃一晃，实际不过是晃一晃人物，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余悸”。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我对于内战是不想参加的。你不要看旗帜，所谓解放，实际在某些问题上，对某些人上，实在一丝一毫也不愿、不肯解放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也许那时不需要勇气），真正无私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

　　再看看1975年的两则日记，其中一则记道：

　　……静坐院中，看树影东移，夜凉如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这样灰色调的文字，是只有在书信和日记中方可得见的。比起那些“阳面大文”，当又是一番境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