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的书

　　□戈冬

　　1967年夏天，我供职的广州某报已经被封停刊。忽一日，单位造反司令部发出通令：个人所有书刊中的“大毒草”及“封资修”书刊等，一律限期上缴，否则后果自负。

　　我的书刊不算多，大多是自己喜爱的。对着它们，不知从何下手。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挑了一些“四旧”书籍，包括四大古典名著和一些成套古典小说，还有一些历史书、传记，加上被诬为“大毒草”的茅盾、巴金、老舍、秦牧等人作品，以及一些早期的刊物，凑在一起，差不多一麻袋。

　　当我扛着麻袋上缴时，接收者看也不看，随手扔进一堆已上缴的书刊里。回到宿舍，对着空了一大半的书架，心里像被挖了一刀。后来听说，一些同事只是上缴了几本书刊了事，有的则不予理睬，也未被追究。看来，我是太“天真”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与我同样上缴了一麻袋书刊的同事老黄告诉我，所有上缴的书刊都堆在一个房间里，无人过问。他对我眨眨眼睛，对着那个房间努努嘴。我心领神会，趁午休院中无人，溜进去把我的那袋书扛在肩上，溜出报社。回家后，打开麻袋，如见“故旧”，赶紧绑好塞到床底下。

　　“文革”中，我还见过“焚书”一幕。场面不算大，焚的书却不少，厚的、薄的，精装本、线装本，纷纷被扔进火堆，化为灰烬。围观者有的痛心疾首，有的一脸茫然，居然还有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

　　我的那些失而复得的书，留存至今，是那个荒唐时代的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