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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伟奇 程倩春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以下简称《结构》）开始与中国结缘。自此，“科学革命”“范式”“不可通约性”等概念语汇风行华夏。今天，《结构》新译本以如此流畅的汉语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既得益于译者张卜天教授深厚的翻译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得益于科学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日益繁盛。 在传统观念中，科学往往是作为一个象牙塔般的“出世”形象，以“超凡脱俗”而著称。科学家们各种离奇的轶事，更是浓墨重彩般地书写着“为科学而科学”的传奇。这种经由“科学教科书以及模仿它们的普及读物和哲学著作”所塑造的传统科学观及其科学形象，作为“权威性的来源”“长期主导着人们对科学事业的理解”（库恩语）。随着科学事业由个体性、手工操作为主体的实验室模式的“小科学”向核能、航天等社会性“大科学”模式的飞速发展，不乏“出世”慧根的科学越来越展现出其“入世”的禀赋：现代科学和技术作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为了“求真务实”地理解与时俱进的科学事业，60年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库恩基于对科学史的深入思考，依托其切身的科学实践，面向科学创新教育的长远发展，出版了这部在科学观领域“石破惊天”的著作《结构》，试图揭示“科学专业化”确立的具体过程，进而系统阐明“科学革命的存在和意义”。《结构》问世一个甲子以来，这本学术著作何以成为“雅俗共阅”的世界级畅销书，个中奥秘，耐人寻味。 《结构》的“横空出世”，首先顺应了小科学向大科学飞速转化的时代需要。面对“大科学”属性越来越强的发展趋势，科学事业自身的多重性以及与技术、工程、医学乃至社会科学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性，需要人们把科学“理解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理智、政治、行政的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不再是仅仅依靠少数“天才”认识的事业，而是“科学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事业，进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事业。可以说，《结构》的出版在整个科学观研究论域的内部，“导致了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之间关系上的一场创造性的革命”（巴伯语）。 尽管60年来社会各界对库恩的《结构》及其学术思想始终充满着各种争议，但迄今为止，《结构》依然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充分认识科学事业的社会化，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进而富有成效地推动社会的科学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结构》在充分重视科学认识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传统科学观在社会维度上的“短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通过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理解科学事业社会性的有力推动者，由此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完全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也可谓“英雄造时势”。《结构》的出版，与欧美后现代思潮蓬勃兴起处于同一历史时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世纪以来关于后现代的文化争论中，库恩的《结构》及其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题。尽管库恩一再强调其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根本区别，但其哲学所引发后现代思潮的追捧和共鸣并不是偶然的时间上巧合，而是因为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时代矛盾。一方面，科学在竞争文化权威的地位方面高歌猛进，另一方面，也由此助长了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无端反对。 库恩在科学观上与后现代思潮的“貌合”只是表面现象，而“神离”才是根本。科学这种根本上“面对自然界”的创造性虽然离不开各种社会文化的滋养，但与具体的文化或艺术的创造性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为了使对科学事业的理解“返璞归真”，既要对科学去魅，又要维系科学“象牙塔”的气质，库恩在《结构》及《必要的张力》等书中坚持倡导科学与人文“二者之间的活跃的对话”，试图在自由探索和独立求知与复杂社会文化环境保持平衡，从而为深入理解和反思这些矛盾，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进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作为反思科学，以及反思现当代文化的多棱镜价值，的确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