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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58年摄于北戴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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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在书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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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2日“花地”版面刊发孙犁《“病句”的纠缠》一文（资料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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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致段华信 |
□ 侯军 与羊晚结缘于“例行末节” “近年，我的工作，投稿多于编辑。在所接触的编辑中，广州一家报纸的副刊，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稿件寄去，发表后，立即寄我一份报纸，并附一信。每稿如此，校对尤其负责。我是愿意给这样的编辑寄稿的。按说，这些本来都是编辑工作的例行末节，但在今天遇到这种待遇，就如同见到了汉官威仪，叫人感激涕零了。”（《孙犁文集·续编三》第290页） 这是孙犁晚年谈及编辑工作时，写下的一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文中所说的那家广州报纸副刊，即是《羊城晚报》的《花地》。 应该说，身为报纸副刊“元老级”编辑的孙犁，选择哪家报纸副刊作为自己的投稿对象，一向是极为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除了要看这家报纸的品牌和品位之外，更重要的是看编辑的水平和素质。从孙犁的上述文字中，所举看似“例行末节”的小事，寄样报、精校对，皆非难事，但长期坚持不懈以致形成传统，则殊为不易。 孙犁是很看重细节的。当社会风气的大环境已然改变，一些编辑的职业操守也越来越趋近于实用化、市场化、流行化时（这也无可厚非），偏偏在商风炽热的岭南，却还屹立着这样一家副刊，依旧保持着老报社老传统的那套“老做派”，这使孙犁感到一种被尊重、被亲近的暖意，以至于用上了“感激涕零”这样不无夸张的字眼来加以赞许，可见其在老人心里的分量之重。 名家的“夫子自道” 回顾自己的投稿生涯，孙犁写过一篇《改稿举例》，对各报编辑删改自己的文稿，为其首肯服膺者，加以表彰。其中第三例就举出在《花地》发表的《还乡》。他写道：“此篇系小说，投寄《羊城晚报·花地》。文中叙述某县招待所，那位不怎么样的主任，可能是一位局长的夫人。原文局长的职称具体，编辑给改为‘什么局长’。这一改动，使具体一变而为笼统，别人看了，也就不会往自己身上拉，感到不快了。其他为我改正写错的字、用错的标点，就不一一记述了。” 写罢这一例证，孙犁就此话题引申议论，发表了一段后来经常被研究者引用的“夫子自道”。他写道： “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不记得有别人对自己稿件稍加改动，即盛气凌人的狂妄举动。倒是曾经因为对自己作品的过度贬抑菲薄，引起过伙伴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当然，修改不同于妄改，那些出于私心，自以为是，肆意刁难，故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感的。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字，不知起自何因。见此短文，或可稍有澄清。” 这段论述，言虽简要，用意殊深，在我看来，确实写出了孙犁先生对在编辑与作者之间，建立平等健康、互动互学、互证互助之关系的深刻感受，值得所有从事编辑工作的后来者认真体会和咀嚼。 小说散文随笔频见于“花地” 翻检孙犁晚年写给诸多友人的信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晚年确实把相当数量的稿件，交给了《羊城晚报》—— 譬如，在写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姜德明的信中，多次提到他给“羊城”寄稿： “羊城”小说，以四月十一日寄出，本月二十五日方至，所以还没有刊出。 外出则写些散文，家居则写些读书札记之类，这一办法我很赞成。但我不外出，所以就要多写些读书随笔。然近日所作甚少，“羊城”陆续发几篇，便中希注意及之。 本月共作《芸斋小说》三篇，或可在《羊城晚报》陆续发表。 我一切如常，有时写点小文，近寄“羊城”四节，“新晚”两篇，未审能用否？（以上四处引文见《孙犁书札·致姜德明》） 再如，在写给青年作家杨栋以及邢海潮、徐光耀、邓基平等人的信件中，都有投稿“羊城”的文字踪影。简单排梳这些投稿的日期，就可看出，孙犁交给“羊城”的稿件，频次甚高，一段时间里，甚至超过他所供职的天津诸报。 文事延伸今有余音 更值得关注的是，孙犁还曾把自己非常看重的稿子，交给他所信任的《羊城晚报·花地》刊发，进而引起全国文学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病句事件”孙犁发声反击的一系列文稿。《羊城晚报·花地》编辑万振环是当时经手编发这些文稿的主要当事人，他在回忆中“揭秘”了这一事件的原委—— 1992年西安《美文》杂志创刊，发表了孙犁写给该刊主编贾平凹的一封信。信中孙犁指出：“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儿。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接着随手举出一个“病句”。孙犁的用意，无非是用来说明作家写文章要注意修辞。不料竟得罪了某“名家”，此公多次在天津报刊上发表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攻击孙犁。孙犁被纠缠了三年之久。他感叹当前文坛只讲好话，听不得批评的不良风气，于是，在《花地》连续发表了《“病句”的纠缠》《我和青年作家》《反嘲笑》等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宣扬了正气，表现了他铮铮铁骨的精神。1994年10月7日，孙犁给我写信说：“蒙您及时为我发表了几篇文稿，甚为感谢。我非好斗之人，实在忍无可忍，才略微反击一下。”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万振环在孙犁逝世之际所写的回忆文章《一棵参天大树》。当时距离这件“公案”的发生，已近十年。一个“病句”，引发一场论战，尽管时过境迁，却很难一下子尘埃落定。譬如，2003年，《美文》杂志为纪念创刊十周年，重发了孙犁当年致贾平凹的信；2007年1月5日的《广州日报》副刊也重新刊发了这封引发论战的信札…… 这些延伸的文事，均发生在孙犁先生辞世之后。我相信，由此引发的余波微澜，还会继续荡漾于文海涟漪之中。 而《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也因此而为全国报纸副刊界所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