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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右）与段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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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通信 |
□ 祝晓风 可以简单这么说，孙犁有多大意义，《孙犁年谱》就有多大意义。这部《孙犁年谱》（段华编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名义上是今年三月出版，一些报刊在三四月间都发了消息。很快，我在五月初就收到书。 其实早在两年前，段华就当面和我聊起，说正在为《孙犁年谱》做最后的校订，同时还在参与修订《孙犁全集》的工作。所以，我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尽管如此，拿到书翻看起来，仍不免有一些兴奋和感慨。毕竟孙犁先生也有年谱了，而且是一部内容丰富、考订比较严谨的年谱。 孙犁（1913-2002年）这样重要的一位作家，直到逝世二十年后，才有第一部年谱问世，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值得为之写年谱，但是对于孙犁，非常值得。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这样一种罕见的作家、学者，即：他创作实绩、作品水平及其实际的文学史地位远高于他所得到的世俗评价——尽管他在1949年后，就是当代中国最有盛名的作家之一。 孙犁是贯穿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一位作家。从狭义的“现代文学”来说，老一辈的大作家“鲁郭茅丁巴老曹”，往下，差不多就数到孙犁了。而在“当代文学”中，孙犁无疑更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研究者中，不止一人称孙犁为“大师”。孙犁先生2002年7月11日逝世，新华社发布消息，也称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师”。孙犁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战士，一位创作了大量传世作品的作家，还是一位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编辑和教员，一位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有重要建树的理论家、批评家，一位在哲学、史学、美学、新闻学、文献学等方面有丰硕著述的学者。像他这样集战士、作家、理论家、学者、编辑、教员于一身的人，而且都取得一流成就的，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史上实在是并不多见。 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4年到延安后，孙犁1945年5月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荷花淀》，震动延安文艺界。1949年后，孙犁随大军进天津，参与《天津日报》创刊，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创办并主持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他还曾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以及天津市的作协、文联担任过重要职务。 孙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青年时就开始文学创作，最早发表的文艺评论，是关于茅盾的《子夜》的读后感，1934年1月发表在上海《中学生》杂志。1938年他在晋察冀边区《红星半月刊》发表长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开始以“孙犁”署名。但真正一举奠定孙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就是小说《荷花淀》，一个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就此诞生。这篇小说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很快就被经典化，给几代读者留下深刻记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孙犁发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出版小说、散文作品合集《白洋淀纪事》，发表中篇小说《铁木前传》。1956年起他因病辍笔，“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孙犁“衰年变法”，主要精力转到散文写作，继承中国古文传统，别开生面，迎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收获》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作品，《芸斋小说》《耕堂散文》《耕堂读书记》《耕堂书衣文录》《耕堂劫后十种》相继问世。孙犁生前，《孙犁文集》八册（百花文艺出版社）已出版。他的作品，思想深湛，文体创新，艺术风格鲜明，艺术功力炉火纯青，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孙犁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作品本身的成就，还在于他的作品和他的文学思想影响了至少三代人，他多年以文学编辑之利，行前辈教员之事，直接培养、扶持了许多作家。这三代人，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如徐光耀、从维熙、刘绍棠、冉淮舟、韩映山、阿凤等，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如铁凝、汪家明等，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如段华等。徐光耀说他“言必称孙犁”。从维熙说孙犁是当初对他在文学方面产生巨大心灵震撼的人，“那影响力之大，既是春雨润无声，又是雷霆万钧”。铁凝则表示，是孙犁和他的小说，引她“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 滕云所著《孙犁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分十四个方面论述孙犁：从文学创作角度讲，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从他的“角色”“身份”“主体”讲，则有“战士”“编辑（兼及记者、教师）”、作家、学者（孙犁研究古书）、“哲人”几个角度、几个方面——此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成果，以此也足见孙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所以，这部《孙犁年谱》非常重要。 一本年谱的价值，主要一是看谱主的重要性，二是看年谱本身对材料的挖掘、搜集、选择，还有撰写者的考订与编排。仅仅从材料的挖掘、搜集，还有对以往文献的订正这一条看，《孙犁年谱》的意义就很大。一是挖掘新材料，如，编著者从唯一存世的一份《抗敌三日刊》上，查到孙犁早期的《连队写作课本》等几篇文章；披露多封《孙犁全集》中未收的孙犁书信，其中以致康濯信为最多，如1951年1月29日孙犁致康濯信，1973年7月25日致王林信。二是大量吸收近年新发现的材料，如最新出版的《孙犁书札致徐光耀》（赵明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三是依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以往文献的一些重要史实。如，孙犁1983年写了《关于丁玲》一文，记述丁玲1950年请孙犁、康濯、魏巍、徐光耀等人到自己家中吃饭。《孙犁年谱》考订，此次餐聚，实为1953年9月22日。那一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孙犁到北京开会。还有此前文献中一些比较小的错误，如《张秋阁》一文中“1937年春天”系“1947年春天之误”等问题，《孙犁年谱》中也多有订正。所以说，这本年谱在文献方面的成果最大。 《孙犁年谱》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地名等，对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比较生疏，如“冉淮舟”（人名）、“胜芳”（地名）等，编著者都一一做了简明、准确的注释。这一点也十分难得，也使此年谱的价值大大提升。 因为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因为年谱内容的丰富性和新鲜度，《孙犁年谱》作为一项重要成果，就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不仅如此，《孙犁年谱》对于现当代的革命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新闻出版史研究等等领域来说，都是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点肯定会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显现出来。 撰写年谱者，大概需要这么几个条件，一是对谱主的作品熟悉；二是对谱主的经历和人际交往熟悉，对相关历史熟悉；三是最重要的，撰写者要有不计利害投入到这个工作中的决心，不计名利地长时段连续工作。段华对孙犁作品的熟悉程度，自不待言，而他与孙犁十余年直接的密切交往，在我们同辈中，更是无人可比，这也为他撰写《孙犁年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为年谱中所记孙犁晚年一些事情，为段华亲历，与孙犁交往的许多人，他都熟悉，自然方便搜集材料、查证材料。尽管如此，作者除了跑各单位、图书馆查找资料，还花大量功夫比对现在已经出版《孙犁全集》和《孙犁文集》，将孙犁书信、《书衣文录》等全部排比，从诸多文献中摘抄资料，这诸多工作，所花的功夫是海量的。段华三十年前萌生写《孙犁年谱》念头，到如今出版此书，三十年辛苦不寻常，对得起孙犁老人了。现在段著《孙犁年谱》既已出版，就为一部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新意的《孙犁传》的问世打下了又一个坚实的基础。 本版图片由段华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