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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畅 晚清外交家薛福成在为友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东方诸国足以自立、足以有为者，惟中国与日本而已”。在历史上，日本虽然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但从来不是古代中原王朝主导下宗藩体系的从属，而是一个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且拥有抵抗西方殖民侵略能力的国家。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自然构成了东亚国际体系的重中之重。 但是，如果回溯近代以前的中日交往史，人们所想到的大多为中世日本对唐朝律令制度的学习，或者丰臣秀吉侵朝所引发的万历年间中日朝三国之战，而对于宋元乃至于明初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因为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效仿对象的盛唐之光辉已不再，中国与日本内部都陷入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割据之中。除此之外，元代中国还曾经两度兴兵攻日，军事上的短暂对立，更给双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这种混乱的历史背景下，两国的来往鲜受关注，似乎也不足为奇。 上述认识有一定道理，但在《神风与铜钱》的作者康昊看来，“南宋时期以茶道与水墨画为代表的江南文化能够传入日本开花结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南宋灭亡后日本与元朝近百年持续交流的成果”。至于元朝陆海军对镰仓幕府统治时期日本的征伐，虽然给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元军船队也因为海上“神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但这些短暂的军事冲突并没有阻止双方民间社会层面的交往。大量的日本僧侣渡海前往中国的江南地区研习佛法，并努力汲取隐藏在宗教背后更广阔的大陆文化，其中一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无疑在日本国内掀起了“遣唐使”之后新一轮的留学热潮。 回溯历史，日本列岛虽然受地理的影响，长期被“孤立主义”所笼罩，但大陆文明的影响始终是其难以抗拒的外部动力之一。即便日本幕府高层对于元朝使节的来访尽可能地予以回避，给人一种“独善其身”的感觉，但从大化改新到明治时期，日本对于大洋彼岸的变化，恰恰是最敏感的。对日本列岛而言，“神风”的出现化解了来自元朝庞大的军事压力，似乎也给天皇和幕府证明自身信仰体系优越性提供了新的依据。 但是，与偶然的自然现象相比，禅宗文化和铜钱等国家“软实力”的代表，却在不经意间挑战甚至重构了日本内部的经济和文化等秩序。禅宗从中原引入刺激了日本本土佛教体系内部的思想变革，中国商人的铜钱大量流入日本市场成为主要交易货币等，中日之间的联系也因此更趋于紧密，一部有别于西方新航路开辟的全球史序幕在13世纪末的东亚世界徐徐拉开。由此可见，和平交往无论在成本还是收益上，都要远远超出野蛮的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