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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今天重提“中国足球”的概念，并不是要讨论中国足球面临的问题。这里的“中国足球”并非“中国式足球”（Chinese football），而只是“足球在中国”（football in China）而已。 1948年，哲学家冯友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整理出版，在本书的第21章中他特别提到“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与“佛教在中国”（Buddhism in China）。他认为，那些规定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不与中国发生接触的宗派，诸如唯识宗就属于“佛教在中国”；而那些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相结合，并且是结合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宗派，如禅、天台、华严各宗才算得上是“中国佛教”。因此，在“中国佛教”这一偏正式的结构中，“中国”的含义是“中国的”或“中国式的”的形容词修饰语。 2016年10月我在德国国家科学院开过一次题为“在跨文化对话中的科学”的研讨会，我们那一组我发言的题目是“允许全球化的科学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吗？”在讨论中我提到，如果论及前现代的“科学”，不论在古代中国、印度、古希腊、中世纪欧洲、阿拉伯世界等，都有其各自的文化特征。但近代以来已经不存在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科学学科了。 乒乓球是在20世纪初在英格兰发明的，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产生于英伦的小球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的“国球”，一直到今天中国乒乓球保持着很多项的世界冠军。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达特（1923-2010年）提出了著名的“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事实上，欧洲模式只能为其自身提出一个合法化的论据：它在时间上是最早的，而无论是在北美，还是东亚地区，社会的反作用和作用都是在非常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 这样看来，包括足球在内的这些起源于欧洲近代的球类运动，跟科学一样，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既非西方，亦非东方，而是世界性的，并且在很多俱乐部中踢球的各国队员，也不会过分强调自己的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