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同学程文超

　　□喻大翔

　　1976年10月，我和程文超一起踏进了位于武汉桂子山的华中师范学院，入读中文系。

　　我从黄陂来。黄陂当时作为一个县，属孝感专区，现在是武汉的一个行政区。文超从大悟来，现在大悟仍是孝感的一个县。听他说过，他们家那时住在一个镇上，父亲好像是中学教师。其余的，不太知道。我俩的家乡都在武汉的东北面，文超回家有三条路线，而坐长途汽车穿过木兰山北麓姚家集镇（我家离镇只有一公里路程），是最直最快的一条。从我们镇到他家，只有十公里左右。

　　但同学三年，我俩没有在这条路上同过一次车，更没有机会到各自的家里互访。这是非常遗憾的。

　　不过我们有缘分。开学不久，我和4班的七个同学分住在中区5栋2楼靠北的一间寝室，文超是其中一员。但我离开了6班的大群体，像一只独飞的孤雁。

　　那时的文超真是意气风发。脸型稍宽而略内收，嘴唇微小，眼睛炯炯有神，头发黑柔且自然卷曲。起初，我特佩服他普通话说得好，简直就是伶牙俐齿。开学第一次大型活动，指导员让各班出节目，全年级一百六十多人有歌出歌，有诗出诗，还可演讲。记得他是演讲，不用稿子，一口略带卷舌的普通话大方清晰，且说得有条有理。我则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接下来就是我朗诵自己写的一首诗。我还不会普通话，前面也没有一个人讲方言。指导员宣布我上台的时候，我差不多就是一身汗了。

　　“东风吹，百花开……”我一开口，立刻哄堂大笑！一直到我朗读完了，人下台坐定了，笑声还未歇。

　　回到宿舍，室友们自然旧笑重提，一个个仍然是前仰后合。文超也笑了。不过他看到我颇有尴尬之色，帮我打了圆场。他的意思是：其实我们大家的普通话说得都不好，只是我的黄陂话太有特点了。

　　我们的大学生活只有三年，紧凑又急迫。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学习，没有别的。生源来自四面八方，年龄的差距，可分出父子或父女。不幸的是，有那么四五个人，渐渐成为年级的所谓尖子。文超不用说了，在中文、外语（我们年级没开外语课，他自学）、文艺各方面表现优异。我因在上学前就有诗歌、散文和新闻作品发表，大学里又疯狂写诗，也忝列其中。

　　这就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嫉恨，偶尔会有人旁敲侧击，赞许你的时候可能话中有话。我统统不管。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没空计较那些。最后一年的3月，全校举办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学征文奖。五四青年节那天颁奖了，我写的散文《在图书馆里》，获得了三个一等奖中的一个，得到一台二波段的长江牌收音机。我们年级只有我一人获三等以上奖项，这让少数同学又不舒服了。不久，年级劳动，在操场旁的一个山坡下挖土，挑到数百米之外去填一个水坑。有一个大块头同学突然向我发难，找莫须有的理由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难堪。文超这时放下担子，将那位大个子拉到一边，说了半天话。回来又安抚了我一会儿，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我们同在一室相处三年，毕业了，我们俩作为助教一同留校，从未发生任何矛盾，也没有结成乡党，但彼此多少有些惺惺相惜。

　　留校后不久，文超考上了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诗评家谢冕教授。其间，他到美国留学，并将夫人和女儿也带到伯克利，度过了90年代初期最顺利而辉煌的两年。他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从来不改变自己认定的方向。但他付出的艰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身患重病十余年，重要的几部著作，几乎都是在与病魔殊死搏斗中写成的。

　　1988年底，我从华中师范大学调到海南师范学院；2002年夏天，我又从海师被引进同济大学。2000年，我寄了一部《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的论文集给文超，他当即回信，要给我写评论。他正在化疗，我不忍心，写信婉谢了他。但这里面还藏了我的一个私心：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出来后，我再听他的高见。2002年8月，我从上海寄给他《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他于9月5日复信说：

　　这本大著出的档次很高，出版社的档次，设计的档次，更有内容的档次，都是一流的，我很喜欢。真佩服你的才华和精力，做了那么多事儿，太了不起了！

　　文超的身体越来越差，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自己要做的大事也是掐着指头算，但他对老同学的关心与鼓励一如既往，对老同学取得的一点点进步也是赞赏有加。

　　大约在2003年暑假，我到暨南大学开会，特意渡江专访文超同学，他和太太、女儿一同邀我到中山大学食堂的一个包间午餐。他那时身体稍有起色，但头部和脸颊其实已变形，我心里隐隐作痛。不过他仍谈笑风生，谈他的学生、课程与论文，一点悲伤或自暴自弃的情绪也觉察不到。如今展读他的手札，惭愧、追忆、思念，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