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陵铺怀古

　　□刘江滨

　　石家庄市有个赵陵铺，赵陵铺有个赵佗公园，赵佗公园有赵佗先人墓。

　　北方的冬天，地冻天寒，万木萧疏。大多树木叶子已落光，光秃秃的枝丫在朔风中瑟缩抖动，只有那些柏树苍翠如故，挺立着生命的倔强。有两座坟茔在柏树的簇拥中，一南一北安卧在高台之上。走上去，需登十几级台阶。坟丘用青砖围砌，封土上面长着数株杂树。空地上大树高耸，有两只长尾巴麻野雀叽叽喳喳鸣叫，打破了墓地的阴郁寂寥。

　　陵墓南端立有一块石碑，用玻璃镶在一间带顶的“小屋”内，虽左半拉略有残损，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之墓”，碑文为：“按邑志八景之一曰赵陵烟树，即汉书所称文帝修其先人墓者，是志谓为佗墓，非也。盖陀墓在粤，予粤人也，故知之。其先人墓在铺东南二里许。”立碑人为“邑令岭南涂配五”，时在“嘉庆二十五年夏五月”。赵陵铺清代隶属获鹿县（今河北鹿泉市），涂配五时任知县，岭南人。碑文意思是：按照县志所记载的获鹿八景之一“赵陵烟树”，谓之为赵佗墓，是错的，其实就是汉书记载的赵佗先人墓。赵佗墓在粤地，我是粤人，所以我很清楚。

　　其实，《汉书》上写得明白：“文帝元年……乃为陀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真定，即今河北正定。汉文帝为安抚笼络赵佗，为其在老家修先人墓，并派人守陵，每年按时祭祀。久之，守陵人繁衍形成村落，名赵陵村，后因在此设递铺，又改名赵陵铺。据说，原来陵墓共有72座，迤逦排开北至滹沱河边，蔚为壮观。而今仅存两座，当地人俗称“双疙瘩”，普遍认为埋葬着赵佗的父母。赵佗公园就是在此基础上修建的。

　　在泱泱中华几千年历史中，赵佗绝对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豪雄。但翻开《史记》《汉书》，并未专门为其立传，而是将他的故事写入《南越列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太史公”对他也颇有微词。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从正统的史学观点出发，任何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割据政权肯定会遭到差评。尽管如此，从汉高祖刘邦的诏书中仍可以读到对其由衷的肯定：“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移民）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而越南后黎朝史学家黎嵩则不吝赞词：“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赵佗初为秦朝将领，公元前218年作为副将率军平定岭南，先后任龙川令、南海郡尉，史称“尉佗”。秦亡后，天下大乱，诸侯争雄，如陈胜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赵佗顺势吞并了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今广州）。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正式下诏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并派大臣陆贾出使岭南。《史记》《汉书》对此都是一笔带过，《资治通鉴》却有精彩的描述，其中有一个细节：“陆生至，尉佗魋结、箕倨见陆生。”“魋结”即椎髻，发髻尖尖的，是岭南越人的打扮，说明赵佗长期在粤，已当地化了。“箕倨”，即“箕踞”，一种不拘礼节、傲慢不敬的坐姿。这立即招致陆贾的呵责，“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一番慷慨陈词令赵佗“蹶然起坐”，赶紧致歉：“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赵佗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人，遂对汉称臣，使南越纳入中国版图。至吕后当政，对南越采取歧视对立政策，停止了铁器等货物贸易，尤为好笑的是，只卖给岭南公牛，不卖给母牛。甚至有传闻要掘赵佗祖坟，诛杀赵氏兄弟宗族。赵佗怒而称帝，号“南越武帝”，与中原脱离。

　　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重拾怀柔之策，赵佗先人墓就是此时所修。不仅如此，还“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汉文帝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赵佗归汉称臣，去帝号。公元前137年，赵佗在番禺无疾而终，寿百余岁，经略岭南长达六十余年。赵佗死后，留下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笔，据说送葬时四个灵柩从都城四门而出，大布疑阵，故而墓葬之地一时成谜。

　　岭南曾是蛮荒之地，赵佗带去了中原文明，“和辑百越” “汉越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粤记》云：“广东之文始尉佗。”赵佗的雄才大略、有效治理，使岭南从刀耕火种的氏族社会快速走向农耕文明时代。因此赵佗被誉为“岭南开发第一人”，岭南的人文始祖。毛泽东称之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赵佗公园广场上矗立着一尊赵佗铜像，汉代衣冠，持书佩剑，威风凛凛，衣袂飘飘，深邃的目光凝视南方。我想，倘若这尊铜像有知，他一定在深深思念着他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岭南大地，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