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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张家界金鞭溪留影 |
□刘舰平 1984年4月的一天，北京城的天气很好，而这幢宿舍楼廊道里的光线却十分暗淡。我摸索着上了五楼，费力辨清了我所要寻找的门牌号码，踌躇片刻，才慢慢抬起手来，轻轻叩门。门开了，一位清瘦、慈祥的老太太打量着我，细语问道：“您找谁呀？” “这是沈先生的家吗？”我断定，为我开门的这位可亲的老太太定是沈师母——张兆和先生。 “是的。”沈师母点点头，但并未立即让我进到屋里去。“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 我懂得沈师母的意思，我十分为难地搓搓手，轻轻叹息一声，说：“请转告我对沈先生的问候，祝愿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说完，我欲转身离去。 “等等。”沈师母叫住我，“请问您贵姓？” “我姓——您就告诉他，我是沅陵来的。” “沅陵？”沈师母重新打量我一眼，急匆匆进到里屋去通报：“沅陵来客人了！” “噢，沅陵的客人？快请他进屋来！” 我听到一个十分熟悉、亲切的乡音在呼唤我，不禁心头一热，一路上的拘谨不安顷刻间荡然无存。 我见到了这位我崇仰已久的老人。他半坐半躺在床上，枕头垫得很高。看到我，他微微笑着，苍白而略显浮肿的脸上没有一丝世间的纷扰。先生眯缝着眼睛打量我，像一位安徒生童话里的老祖母。 “沅陵……”沈先生喃喃自语着，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直愣愣地盯着对面的墙壁，仿佛那墙上有一幅令先生梦萦魂绕的山水画。 我告诉沈先生，我把先生早年写的有关湘西的大量小说、散文都找来读了，真是亲切得很、感动得很。我曾带着先生的书，只身搭车、乘船颠簸了半个多月，把先生写过的湘西的一草一木又仔细温习了一遍，似乎懂得了许多关于自然，关于生存，关于历史，关于现实，以及关于如何写文章诸方面的知识。于是也学着写了一点有关湘西的文字，尽管幼稚浅薄得很，却较之先前对于世事的蒙昧来，则要明白一些了。说着，我便将一本《小说选刊》送给沈先生，告诉他，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小说《船过青浪滩》，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我此次赴京，就是来参加授奖活动的。 沈先生望着我，仍然微微笑着，问我青浪滩现今是一番什么景象。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沈先生笔下描写的一群人物来，心头便隐隐沁出一层沧桑之感。我说，青浪滩下面要修一座大电站，青浪滩以及沿河的许多村镇连同沅陵老县城都将被水淹没，先生等您身体好些了，应当再回沅陵去看看。先生撑着身子下了床，连声说，我还能去的，我还能去的！我离家外出闯世界，头一站就是沅陵，那年我才14岁。河街上的米豆腐、汤圆摊子，我都还记得。那时我当兵嘴巴馋，没得事了就去那汤圆摊子上坐一阵…… 沈先生边说边自己扶着床边的书桌颤巍巍地下了床，一步一步走近我，脸上分明显出一种孩子般的倔犟与得意。说到一些旧人旧事，他还特意到书柜里拿出《记丁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二书，翻看相关文字。 沈先生转而又告诉我，前不久，凌子风导演拍电影《边城》，特意从湘西请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道士，老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带了一背篓腊肉、糍粑还有满肚子故事和傩戏来看沈先生，因为他知道这位沈家二哥虽在外漂泊多年，却仍然十分喜爱家乡的土味和风物人情。沈先生平缓地讲述着这件事，眼角里闪烁着几点不易察觉的泪光。 听沈先生叙说了许多故乡的旧事后，我提起当时在海内外文坛、学术界悄然兴起的“沈从文热”。沈先生淡淡一笑说，人家热，我不热；人家冷，我不冷。近来有不少国外的朋友到北京来，都向负责接待的提出要求，要上我家看看，这让他们很为难。你看我这么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多来两个客人就没得地方坐了。这几件像点样的旧家具，还是我表侄黄永玉送给我的。这怎么见得那些体面的贵宾呢？他们只好请客人到宾馆去吃酒席，要我去陪，可那种热闹场合我是从来不去的。 沈先生接着又勉励我，年轻人做人、写文章都要有自己的主见。要经得住人家捧，也要经得住人家骂。沈先生谈到一位曾与他共过患难的老朋友的是非恩怨时说，好话坏话随她去讲，自己如何做人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我反正是……男不与女斗嘛！沈先生说罢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先生那豁达、乐观、宽容、自信的笑声，顷刻便将我心头郁积的困惑与不平荡涤得一干二净。 粗心的我直到这时，才倏地发现，贴在病榻上方的一张小纸条：“遵医嘱，会客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谢谢合作！”这显然是沈师母的笔迹了。我一看表，十分不安地欲起身告辞，不料沈先生却执意要留我多聊一会儿；沈师母也破例劝我：难得先生这么高兴，你就陪他多拉一会儿家常吧。 沈师母为我和沈先生分别添满一杯热茶，又去把窗帘拉开，一片温暖的阳光倾泻在沈先生那银白的鬓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