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尹广

　　母亲的离世，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已有心理准备——她瘫痪在床多年，没有基本的自理能力，而父亲一直神志清醒，能正常交流。他发烧吃药后，是自己走上小车，走进医院大门的。住院没几天，他就嚷嚷要出院，说医院不自由，要回家准备年货。但继母亲去世不到一年，父亲终也没能抵抗住病毒的侵袭，走了。那天，他是在与我手机视频半小时后，突然呼吸困难，下意识地抓住我弟弟的手，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

　　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父亲，一生充满着正能量，正直善良、乐于奉献，公家的事永远排第一；其次才是个人和家庭。当年，我奶奶病危，父亲在广州参加“四清”运动，老家发了两次电报，父亲都悄悄压下来，等他赶回去，奶奶早已下葬了。他与我母亲组建了家庭，却过着牛郎织女的两地分居生活，养育我和大弟的重担全部压在我母亲身上，母亲还在武汉一家大型国企里做车工。本来父母是可以调在一起的，我父亲所在的广州体育学院同意调母亲到学院的“五七”工厂，可外婆不愿离开母亲，母亲又听不懂广州话，就放弃了这个机会。父亲想调回武汉，他又不愿求人联系接受的单位。恰好彼时，国家的三线建设上马，在江西九江地区新建一座兵工厂，急需像母亲这样的技术工人，并有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优惠政策，父亲认定了这个一举两得的选择，他俩分别从两个大城市调到了九江的一个山沟里的工厂。报到时，母亲傻了眼：一片荒山野岭，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厂房和宿舍、菜场、学校及幼儿园等均在建设中。没有学校，我和大弟只有留在武汉读书。

　　对于我和大弟寄人篱下的求学遭遇，母亲充满了内疚和悔恨，而父亲却给十来岁的我写信，讲了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意义，鼓励我和大弟学会独立生活。在小弟出生两年后，14岁的我转学到九江工厂的子弟学校读初二。那时实行初中二年制，初二毕业即读高中。厂里没有高中部教室，要到10多里外的学校住读。每次到校或回家，都要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有一次回家过完星期天，母亲得知父亲单位周一早上有车路过学校到九江办事，建议我在家里再过一晚，明天一早坐单位便车。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影响不好。

　　高中毕业后，我面临着在家待业或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选择。母亲考虑我才17岁，想让我在家待上一年，18岁再报名参军。可父亲却不同意我待在家里，鼓励我马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我学京剧《红灯记》里的李铁梅，“17岁年龄不算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下放农村一年两个月后，终于报名当兵去新疆部队。母亲担心我去新疆那么遥远，怕我适应不了，劝父亲找人换到武汉部队或广州部队，父亲则说，好男儿志在四方，鼓励我去边疆部队锻炼自己。

　　据小弟讲，每当我打算回家过年，父亲就当成大事，早早催促母亲准备我从小爱吃的传统菜肴“簰洲圆子”。母亲因病瘫痪后，年逾九旬的父亲步履蹒跚地走到附近的菜市场买来食材，和照顾母亲的阿姨一道学做这道菜，尽管做出来味道与母亲做的有差别，却让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冬天回到父亲住的家，晚上我躺在床上，觉得床垫是暖暖的，原来是父亲提前为我打开了电热毯。看我上床，父亲走进房，告诉我，刚才开的是高挡，现在可以调低挡，如果怕上火，被子里暖和后可以关掉，以免上火。我入睡前，将电热毯关了。第二天醒来，发现怎么电热毯还是热的？原来父亲在我醒来前一小时左右，又来到我的床前，将电热毯开至低挡。

　　父亲三十来岁时，终于追到年仅十九岁的母亲。年龄上的悬殊，加之文化程度、性格上的差异，他俩在一起时常闹矛盾，吵架成为家常饭。但常常是以父亲的隐忍、妥协而息事宁人。原以为晚年的他们，会是母亲照顾父亲，事实相反。母亲患了帕金森症，除了药物治疗，父亲像教牙牙学语的幼儿那样，教母亲练发声，教写字。母亲走路不稳，父亲就当她的拐杖。为了母亲晚上上卫生间不被摔倒，他每天睡觉前都要将行进的路线检查一遍，并在床头放置手电筒。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时常在白天和晚上呻吟和叫喊，闹得一家人难以安宁。心如刀绞的父亲凑到母亲面前，边抚摸她的额头边关切询问是哪里不舒服，母亲已不能说话，他只能猜测，然后慢慢走到厨房，弄来营养水或稀饭，然后走到母亲面前一勺一勺地喂到她嘴里。

　　父亲一辈子讲卫生、爱整洁，也非常挑食，却不嫌弃母亲吃下的残羹剩饭。五十多年的保姆感叹，自己没见过这样的夫妻感情的。去年二月，母亲去世，对她本人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可父亲一直走不出阴影，只要有人一提到母亲，他都会失声痛哭一场。如今，父亲走了，他和母亲终于可以再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