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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凡作者出书，大多会想到请人作序。即使有“自序”，也会请人来作一篇“他序”。作序者可以是老师、朋友、同行，如果是名人则更好。这很正常。序言的意义，本就是知人论书，向读者推荐。这里有一个前提，作序者理应对书的作者熟悉，或对书稿的话题有研究，至少，要认真读过书稿。如果上述三条里一条都不具备，可能就失去作序的资格了。 但，却有例外。不认识作者，又根本没有读过书稿，甚至也不是研究该论题的专家，却答应作序，而且写出一篇价值很高的序言，这就是我读丁玲一篇序言后的感受。 1983年，作家丁玲为学者罗高林的著作《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写了一篇序言。序言开头就坦率地指出：“本书作者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没有看到书稿，即使作者把书稿寄来了，此刻我在忙于一些别的事情，完全没有可能在作者规定的期限内细读它。”因此坦诚自己不可能对这本书的优长和不足提出意见。她答应作者写序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不愿意使人失望”，二是她非常赞成作者选择“鲁迅先生与我们的党的关系”进行研究。 丁玲在接下来的文章里叙述了她自己对于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认识。简要地说，她谈到了两点，一是鲁迅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有深厚的情谊。第二点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点，那就是她认为，“鲁迅和党的关系，只要如实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不需要做任何的添加。”所以在丁玲的认识里，漠视鲁迅和党的关系，以及试图通过添加“虚构的故事”来强化鲁迅和党的关系，都不是正确的学术的态度。她还以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为例，认为没有必要通过虚构一个青年毛泽东曾经访问过鲁迅的故事，来强化他们之间的联系。丁玲强调了精神上的联系和神交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此论深得我心。 在我看来，这样一篇不认识作者，也没有读过书稿的人写的序言，它的价值倒不亚于甚至胜过了很多以知人知心的名目出场的序言。由此让人悟到，凡作文章，坦诚的态度和感情的认知最为重要，倒不必非得为文章定出什么必须的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