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55年王赓武与妻子林娉婷合影于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 |
|
|
|
|
|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图/受访者提供 王赓武 著名历史学家，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祖籍江苏泰州，1930年生于印尼泗水。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毕业。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2020年，获选为唐奖第4届汉学奖得主。 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上下两册王赓武自传《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引起学界关注。近日，93岁高龄的王赓武先生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来生希望还能遇到她 羊城晚报：看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帅气阳光，风华正茂，回顾人生，有什么遗憾、后悔吗？ 王赓武：后悔没有和娉婷（林娉婷，王赓武太太，1933-2020年）两人多出门旅游。 羊城晚报：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您如何设计自己的人生？ 王赓武：还是希望能遇得到娉婷，如果能的话，其他一切应该同样的顺利。 羊城晚报：您如此高寿的原因是什么？ 王赓武：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母亲高寿。 羊城晚报：有什么养生心得？ 王赓武：没有什么养生心得。是否因为不贪吃，尽量坚守“中庸之道”？ 羊城晚报：您认为您的“成功”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因素？ 王赓武：幼年环境：母教，父亲榜样，特别重要；娉婷的鼓励，很大帮助。 羊城晚报：您认为自己是哪里人？ 王赓武：我出生于印尼，在马来亚长大，南京念大学住了18个月，回马来亚共住29年（3年留学伦敦），澳洲坎贝拉住18年，香港10年，1996年迁居新加坡至今。可说心情接近南洋或东南亚人。 羊城晚报：您虽然在中国只是生活过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受影响却很大，为什么？ 王赓武：因为华夏文明成为一本读不完的 “百科全书”，不管从哪一本开始看，似乎都有意思，跟我生活离不开。 华人身份决定了研究志趣 羊城晚报：华人的身份标签对您有何影响？ 王赓武：生为“南洋华侨”，后来成为“外籍华人”，当然有影响，不过，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要看你是哪个区域生长，当地是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它的核心文化跟华夏文明差距多大。因素很多，很难一概而论。 羊城晚报：华人身份是您选择东南亚华人移民研究的最初原因吗？ 王赓武：原因相当复杂。我主要兴趣是中国历史，主要研究是从中华古代史开始。但是在马来亚大学教书，看到当地华人面对的政治认同问题，无形中参与讨论华人身份问题，又不得不注意到，东南亚其他地方华人社会不同的状况，以及面对不同的建国政策，因而注意到“华人移民经验的历史背景”。 羊城晚报：文学与历史，您更倾心于哪一个？ 王赓武：两者有相互关系。文学家的灵感，能帮助史学家接触到一个时代的灵魂，而不全被档案文件限制而受捆绑。 羊城晚报：看到由庄园为您编选的三卷本《中国语境的王赓武》，收集您1970年-2020年之间的学术论文和演讲报告。在做一个纯粹书斋式的学者和面对公众的知识分子之间，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 王赓武：这是庄园女士苦心收集而成，非常感激她。三卷本跨度前后50年，来自学刊、杂志的文章、演讲报告，有些是一时的想法，不能当作有系统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新学问”，或属于“公众知识分子”的作品。 历史学者要注重原始史料 羊城晚报：您曾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任教，曾任香港大学校长、台湾“中研院”院长，对这些地方的学术环境感受有何不同？ 王赓武：每个大学都有不同的宗旨。新、马的两所大学重视如何建立一个多元民族的独立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要了解邻近的亚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港大原是“为中国而立”，又有“全球化”的理想。21世纪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在尽力“全盘现代化”。 羊城晚报：您认为一所高校的理想日常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王赓武：最理想的大学教育，学与教应同样重视，教师认真做研究，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当然也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至于如何学习，则不管任何问题，都要求实、准确，不偏不倚；处理学问者，不要由政治需要来制定一切。 羊城晚报：您对中西方学术思路和前景有何观感？ 王赓武：学者要有责任感，学术环境则应该尽量地让研究人员自由去追求真理，增强他们的学术作用。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历史研究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王赓武：原始史料最重要，能明白大体背景，才可能解释清楚。功不在下定论，而在使得读者看到比较可靠的知识，能避免误解。 羊城晚报：您认为《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所谓的“二十四史”是否可作信史来看待？ 王赓武：《史记》虽然是历史著作，但文字之美，一般史学家达不到。“二十四史”当作正史，是官方用来帮助后代“治国平天下”，选用的史料有目的，要后代王朝的成功，避免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