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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 王赓武先生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通人，他的《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一书，充分注意到英国史学家阿瑟·韦利研究史学问题往往通过“揭开中国诗歌的神秘面纱，将中国诗歌领入英语世界”，于是成就了他自己的“伟大的转折点”。 王赓武先生不是一般地引用文学资料佐证历史，他作为历史学家真的是非常懂得文学，了解文学的效能。他分析出韦利对中国文学的学术开发是“独辟蹊径，与中国人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和审美的交流”，说明这位英国学者的这份文学情感可以“对中国的思想、语言和艺术产生咒语般魔力”。的确，文学在历史和历史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乃是心灵沟通、审美交流，它当然不是宏观结构意义上的环节甚至节点。文学以及艺术从来不具有历史环节甚至某种节点的意义，“四面楚歌”的故事充其量只是烘托当时楚汉决战的气氛，其作用不过与楚霸王的“虞姬歌”相仿，实在难以构成那一段大历史的某种环节。但是，文学艺术可以为它所承载的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段历史环节，任何一个历史节点上的人物、事件、细节注入灵魂，注入生命的因素，注入血脉和水分，使得历史免除叙述的干瘪、僵硬和生命感的空乏。 于是，历史学家王赓武一直重视文学因素的活性调动与良性激发，他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家园何处是》等回忆录就是用优美的散文笔法进行个人叙写的生动的文学篇章。他非常重视史学叙事中的文学艺术成分，他所主持的几个重大历史研究项目中，文学因素的开发都占据突出的位置。 王赓武先生研究历史时注重文学，还因为他比其他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知道，特别是他极为擅长的移民史研究，需要大量引入语言因素，而与语言因素最近切的就是文学。王赓武先生是当代学界华人史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第一人，他超卓的学术建树在于他对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创造性探索，而这样的探索都与文学表现与语言表述密切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苏基朗在为王著《天下华人》所作序言中指出：“王赓武先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所作的系统性分疏。”他厘清“华侨”及“华侨圈”两词的含混意义，指出其不但不适用于海外华人，并且容易引起非华人的误解。基于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他也对英文“China”“Chinese”“Chineseness”等一系列近代输入中国的概念，从事历史的剖析，以说明其随着当代政治经济的变动无常而产生多元多变的内涵，故此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他提倡的“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也已渐为学界所通用。 毫无疑问，“海外赤子”式的对于祖国认同、亲近的心态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这种真实需要巨大的历史环境及其所构成的巨大的历史环节支撑。但在非“巨大命运”时期，在仅仅适合于微叙事的时代，人们一旦习惯过平常的日子，所在国和居留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才是切身的，现实的，富有直接影响力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的呈示。 阐述历史学家王赓武及其历史学术与“中国语境”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以及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警示便是海外华人祖国与民族心态的“巨大”与俗常的领悟。如果只从文学式的想象切入，一直伴随着“海外赤子”式的旋律，在大量小说和诗歌的表现层面理解海外华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海外华人复杂的然而又是合理的心理状态和现实伦理。王赓武先生以他的等身著作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真正理解海外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