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伯驹（中）、潘素与宋振庭合影 |
|
|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旭歌 图/受访者提供 日前，由两位短视频博主策划拍摄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两位年轻的主创以拟人化的文物“小玉壶”回归祖国传达流落异乡文物心声的故事，勾起了网友们对国宝文物流落他国、归途漫漫的愤懑与惋惜。 八十余年前，也有一位青年怀着这样的纯挚热忱，散尽家财，不顾自身安危地收购保藏文物国宝，避免了包括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与李白《上阳台帖》在内的百余件书画珍品流落国外。1949年后，他又将毕生所藏悉数献于国家，使之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他就是我国著名书画家、诗词学家与收藏鉴赏家，曾被启功先生赞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 近日，由荣宏君编著的《翰墨传奇：张伯驹与故宫国宝》与《张伯驹年谱长编》相继出版，系统翔实地将这位文化奇人的生命轨迹与精神风骨铺展在世人面前—— 缘起御笔，三度求购《平复帖》 1898年，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一个钟鸣鼎食之家，从小接受私塾与新式教育，文思敏捷，诗词歌赋书法戏剧无不精专。他家境殷实，其嗣父张镇芳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盐业银行负责人。不凡的家庭背景令张伯驹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修养，也为他未来收购保藏文物提供了丰富的财富条件。 从北京琉璃厂一家书画店购得的康熙御笔“从碧山房”，是三十岁的张伯驹进入收藏界后所收藏的第一幅书法作品，他由此开启了辉煌灿烂、颇具传奇色彩的收藏人生。1936年，清朝最后一位恭亲王溥伟猝死。溥伟的二弟，民国时期京派绘画代表人物溥儒为给兄长操办丧事，不得已将家藏唐朝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卖给了上海的古董商人叶叔重，张伯驹虽尽力争取，但国宝几经转手后仍流入了英国商人之手，自此流落他乡复归无期。 经此一事，张伯驹痛心不已，不愿再见国宝文物流入外国。当时，溥儒的手中还收藏有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平复帖》，有了《照夜白图》的前车之鉴，若此帖也流落海外，将是中华文化之殇。于是，张伯驹托琉璃厂悦古斋少掌柜韩博文向溥儒求购，溥儒却开出20万大洋的高价，意在婉拒。次年，张伯驹又托两人共同的好友、国画大家张大千从中沟通协商，希望以6万大洋购入《平复帖》，溥儒仍未松口。 1938年，溥儒母亲去世，他不得不贱卖《平复帖》以筹办葬礼。为防这幅“百帖之祖”仓促之间所托非人，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从中斡旋，张伯驹最终以4万大洋买下了《平复帖》，并严词拒绝了书画掮客为日本人购买此帖的要求，成功救得国宝“平复”无恙。 《平复帖》的入藏，让张伯驹一跃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收藏家，在动荡的时局中怀揣珍宝，难免使他受到多方觊觎。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遭到绑架，绑匪开出天价赎金，张家如不变卖书画至宝，凑齐赎金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即使自己命悬一线，张伯驹仍向妻子潘素表示：“我所存的字画是不能动的。”后绑匪降低赎金，各方努力施救，潘素多方举债，才在没有变卖珍宝字画的情况下将张伯驹营救成功。 多方奔走，典屋置换《游春图》 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存世最古老的山水画，与陆机的《平复帖》一同被宋徽宗称为“内府珍藏双璧”。1946年，听闻《游春图》惊现长春，身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故宫，希望故宫能够出资收购。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困难，故宫根本无力购买。 张伯驹遂决意自己出资购买《游春图》。在四处求购《游春图》的同时，为防商人逐利将名画售予外国，张伯驹委托文物界朋友在琉璃厂一街两巷呼吁：“《游春图》是国家民族的稀世珍宝，绝不能让国宝外流，绝不能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谁要是卖给外国人，谁就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之后张伯驹托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宝山相助，终于得觅名画踪迹，约定了购买价格。但张伯驹收藏字画向来只收不卖，又经历过一次绑架损失惨重，他的经济状况早已大不如前。为了筹措资金，张伯驹夫妇决定将他们的住所，位于北京皇城根弓弦胡同一号大宅的“从碧山房”以2.1万美元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夫人变卖的首饰，前后凑足170两黄金，才换得了千古名画《游春图》。再一次成功阻止稀世国宝外流，张伯驹感慨万分，他将自己在海淀郊区的新住所“承泽园”改成“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来纪念这段不平凡的收藏经历。 生逢乱世，在国宝文物被大量盗运外流的情况下，张伯驹不惜倾其所有，甚至典质借贷，广事搜集，将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纳入收藏，妥善保存，使其免于毁损于乱世，也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 化私为公，毕生收藏献家国 在《从碧书画录》的序言中，34岁的张伯驹就已写下自己的收藏愿景与贯彻终生的座右铭：“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1952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故宫博物院也要重新开放，以崭新的面貌迎接观众，但当时故宫旧藏的宋元绘画珍品绝大多数都已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剩下的精品寥寥可数。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向多年好友张伯驹说明情况，张伯驹夫妇经过商议，决定将《游春图》这幅自故宫流散出来的珍品还归故宫，使这件珍品为中华民族所共有，不再成为某人或某家族的私产。不仅如此，张伯驹夫妇又于1956年5月将所收藏的包括《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珍品在内的8件文物悉数捐献给国家。文化部拟奖励人民币二十万元，张伯驹婉言谢绝，分文不取。同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就张伯驹夫妇无私捐赠8件国宝一事为二人颁发了褒奖状。 1961年，张伯驹调任吉林省长春市工作，任职于吉林省博物馆。为支援吉林省博物馆的建设，张伯驹不仅多次进京为博物馆购买古代书画珍品，还将自己晚年爱不释手的宋画珍品杨婕妤的《百花图》卷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丰富其馆藏。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评价：“张伯驹捐献的文物已成为国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山景行，千秋永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