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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要记录梳理张伯驹先生的生平，艺术成就与贡献？ 荣宏君：我最早了解张伯驹先生是因为我的老师，著名的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是张伯驹先生的学生，他经常向我们讲述张伯驹先生关于文物收藏的故事，《平复帖》《游春图》《张好好诗》等都有提及。我本人有时也画画，搞艺术研究，所以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21世纪初，就已经在很重视收集他的史料了。到了2009年，在我写《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时，偶然得到了一大批张伯驹的原始档案资料，我想到恩师史树青先生去世前一直想将自己对张伯驹先生的回忆变成文字却没有实现，所以我决定为张伯驹先生修一部年谱。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张伯驹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荣宏君：张伯驹先生在收藏界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爱国收藏家。2005年史树青先生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谈到张伯驹时激动地称他为“民族英雄”，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不是只有浴血沙场的战士才能叫民族英雄。在民国那样的动乱时期，如果不是张伯驹仗义执言，典屋鬻钗，将那么多件国宝珍品留在国内，很多文物可能就会外流到国外，在国外展览，普通老百姓可能就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些国宝了。现在这些珍贵文物每隔几年就有一次轮展，我们都有机会目睹古代的名人真迹，这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爱国教育，都是活生生的实例。所以我逐渐越来越理解张伯驹先生是民族英雄这句话的含义。 羊城晚报：在编写《张伯驹年谱长编》这样一部88万字、历时15年的大部头时，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荣宏君：史料的收集。这本年谱是编年体的形式，首先就需要第一手资料。在筹备之初我也看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伯驹先生的一些传记作品，其中所谓的合理想象，文学性的渲染非常多，有些信件资料甚至是虚构的。我需要剔除其中没有根据的部分，在我这本《张伯驹年谱长编》中只有一句话的记述，或许都要我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一一核实，这也激发了我一定要去搜寻第一手资料的决心。 羊城晚报：在编著《张伯驹年谱长编》时，对于张伯驹先生的研究您有什么新发现？ 荣宏君：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发现。首先是找到了张伯驹先生十几万字的散佚文字，例如张伯驹与徐悲鸿就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素描展开论战的文章，张伯驹先生的《故宫散佚书画见闻录》等，这些以前为学界听闻但没见过；其次，找到了京剧大师李少春曾拜师张伯驹的实证；最后，通过资料梳理匡正了张伯驹绑架案中的一些事实错误。 羊城晚报：《张伯驹年谱长编》是“《张伯驹全集》编纂与研究”重大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请问对张伯驹先生的下一步研究您有怎样的计划？ 荣宏君：这个项目去年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社科类研究的最高的一个国家支持项目。这个项目有一个规定，对于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全集编纂国家才会支持的。正是由于张伯驹无私的爱国行为世所公认，这个项目才顺利通过了。 目前《张伯驹全集》打算出24册，包括他的散文、日记、诗词、书画等。书画卷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张伯驹的自创书画，一是他所珍藏的重要书画文物，这些文物现在已经分散到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院等处。我是这部全集的执行总主编。 虽然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版过张伯驹集，但是大量的文章、散文诗词都没有打捞出来。我在编年谱的过程中，把一些诗词文章整理出来，也准备出一本书。反正张伯驹是一部大书，说不完，说不尽，也说不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