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跨进中大校门

　　□潘新潮

　　1984年，我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

　　我家祖上三代都务农，祖父不识字；父亲仅读过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在生产队当过多年会计；母亲读过农村扫盲班，只会写家人的姓名和数字；哥哥读完高中即去当木工学徒，姐姐初中毕业即辍学务农，弟弟还在读初中。我是本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这个100多人的小村子当中第二个大学生，还是本县第一个考上中山大学的学生。

　　乡亲们见到我父母，都说：“祝贺你儿子考上大学，端上国家饭碗啊！”我父母总是谦虚地笑道：“哎呀，只怕他浪费国家一碗饭！”那时大家都以为，考上大学之后，就有政府按月支付工资、供应粮油，从此端上“金饭碗”。

　　那年的9月1日早饭后，我辞别父母亲，向中山大学出发。天朗气清，秋凉初起，稻田金黄，秋收伊始。或许是年少无知，离家之际，我心中并没有多少离愁别绪，也没有多少远行的担忧恐惧，只有对神秘远方、美好未来的模糊向往。

　　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湖北省，对于我即将第一次走出县境、前往遥远的广东省，甚为担心。为了筹集我的路费和生活费，父母亲把喂养的年猪提前卖了，而这头猪本计划是用来攒钱买一头耕牛的，因前一年家里的耕牛生病，贱卖了。担心我挨冻，母亲早早从另一床棉垫上剪下几块缝补到我将带往学校的棉垫上，并且拿到太阳底下反复曝晒；担心我的生活费路上被偷走，她在煤油灯下专门在我的底裤腹部处缝上一个小口袋，把几十元整钱密实地缝在里面；担心我待人接物不周到，她举例批评我“几天前接待某亲友，那样做就不好”，提醒我“以后在外生活可不能再那样了”……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那天，大哥挑着担子送我，一头是装有换洗衣服、搪瓷杯碗等杂物的黄色帆布旅行包，一头是装着棉被棉垫的蛇皮袋子。我背着一个书包，轻松前行。在此之前，我的活动半径，以家为中心，只有大约10公里。向北行，最远的是深入中华山脉，跟着父母亲去挖山药、打柴草；向南行，最远只到过县城，在应山县一中住读三年；向西行，最远的一次是七八岁时跟着妈妈到八里场机场看飞机；向东行，最远的一次是到十里公社中学参加中考。而这一次，我将首次走出县境。

　　先是步行六七公里，赶到位于县城的应山县公共汽车总站，搭上汽车前行约40分钟，到达广水火车站，顺利买到京广线广水站至广州站车票，中午12点左右与大哥道别后登上南行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各色人等和行李，充斥着汗水味、油腻味、尿潲味、杂货味，嘈杂的人声混和着火车轮轨的摩擦声、汽笛声……在过道里站了几个小时，才等到附近有空位入座。在站着的时候，看到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相互攀谈，才知道他是隔壁大悟县人，此行也是前往广州一所大学报到，于是有了同路人，一路相互支持。

　　这1000多公里的火车旅程，现在的高铁只要3个多钟就可完成，但那时需要近24个小时！火车终于在第二天中午抵达广州。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立即感受到炎热如夏，了无秋意。在“中山大学新生接站”红纸牌处，依照工作人员指引上了学校大巴。随着大巴在市区走走停停，我第一次看到广州的繁华缤纷，听到不知所云的粤语，简直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穿过高挂着叶剑英手书的校匾的中大正门，继续前行，通过又长又直的林荫大道，停在东区学二饭堂门前，下车找到中文系的接待站，做了一些登记手续，在师兄肩扛手提行李的帮助下，住进了东十三406宿舍，开启了在中大的四年新生活！

　　这一年中大中文系招收学生115人，除了上海、天津、西藏、新疆、辽宁之外，其他省市都有学生入选，其中来自湖北省的只有另一个女同学和我2人，来自广东省的65人。

　　回顾40年前的上学之旅，自己一人穿州过省、单刀赴会，经过两日一夜、四程衔接的跋涉，终于跨进中山大学校门，感慨万千。这一步，看似一小步，实为漫漫人生长路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