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钟兵

　　□千夫长

　　11月22日，老友钟兵走了。羊城晚报的罗韬兄说，他们上午还在微信呢，为报社老同事拟嵌名联。夜里老钟就走了。

　　老钟不戴眼镜，却是我身边朋友中少见的斯文人。他说话总是轻声慢语，就是那年被人给骗了，多年收藏的根雕在花都要不回来了，他和我讲述的时候，仍是轻声慢语。我很惊讶，这人怎么不着急、不愤怒？

　　作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们之间有很多写稿的小故事。

　　某一年，老家科尔沁草原，遭遇了一场特大的雪灾，冻死的牛羊令人触目惊心，我写了一篇《没有预约的雪灾》，发给老钟。晚上，电话问他收到稿子了吗？他那里没有声音，安静地等了一会，在电话那头，他说，稿子看了，在哭呢。

　　多年习惯，得闲就和老钟黏在一起喝茶聊天。连载我的《围城内外》的时候，每次老钟做完版，我们都到我楼下的绿茵阁坐坐，聊聊下期写什么。写到第五期，我已经痛苦不堪。记得那一次，我们之前没有约，但是，却不约而同地在平日那个时间，都到了绿茵阁。老钟拿出了每期发表之后读者的反馈，有信，有电话记录，还有传真。整理得清清楚楚，编排得干干净净。条分缕析的一叠纸，我多年收藏在书房里，视为珍宝。

　　老钟一辈子做编辑，看太多文字了，所以他不写大块文章。编辑之余，就潜心沉浸在对联的创作中，尤其擅长嵌名联。他看重人名，对文章也看重作者名，事事处处突出人，以人为尊。他作的每副对联，都是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情操、人与趣味的高度融合。

　　老钟常常把写好的对联，发给我，在微信里讨论。他给我拟联多副，都请书法家写出来，在羊城晚报副刊的“联名得意”栏目刊登。我儿子里昂在美国读书，22岁那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渡鸦》，他为里昂嵌名拟联：老父万里追《红马》；儿子初昂放《渡鸦》。并注曰：千兄以《红马》名世，其公子首秀著《渡鸦》。我说：追字改成鞭可好？老钟说，追好，有后来居上，青胜于蓝之意。

　　又一天，他给我们共同的老友胡野秋写了一副联：无腔吹野笛；彩笔赋秋山。我说，无字改成胡字，平字韵不变。老钟欣然接受，注曰：千夫长改第一字为胡，妙！

　　老钟在推敲自己的名字中，就几次改名。他是以“钟兵”之名作为编辑名于世的，后来不知何故，改为钟汶峰，有山有水，在报纸上也署此名，后来又改名钟淇钧，有水有金。我开玩笑说，姓钟名兵，字汶峰，号淇钧。我知道，老钟不太喜欢钟兵这个名字。在电脑上，用拼音打字，跳出来的是重病。但是，名字这东西，改名改不了命。老钟还是得了一场重病，痛苦多年，走了。

　　老钟收藏的根雕在南湖做展览，他约了我和画家林墉去看。看完展览，临走的时候，老钟指着两件东西对我们说，送给你俩一人一件。我一看，一个是木墩，一个是女人体的木雕。犹豫了一下，我没谦让，就把木雕抱上了车。那时我真轻狂啊。当时，心中也有些羞愧，应该把木雕让给林墉老师。后来说到这事，老钟微笑着告诉我，那个木墩是红豆杉的，你这只是荔枝木的。

　　几天后，由老钟邀约主持，在林墉先生家，我和林墉老师做了个品茶论酒的对话。林墉先生作为潮汕人，喝茶颇为讲究。他兴致勃勃谈了喝茶的种种妙处。我几乎不喝茶，吃饭每餐白酒，渴了就喝啤酒。我就口水滔滔讲了喝酒的样样好处。

　　那晚，我就坐在那个红豆杉的木墩上。越看树墩，越是韵味迷人。我才明白，叹曰：我仅是爱美而已，人家画家才是审美。

　　二十多年了，女体木雕一直摆放在我书房里。老钟从未告诉我是谁雕的，雕的是谁？我也没问，这可能是无解之谜了。

　　老钟，你当编辑的时候，我给你的版面写稿，晚了你就催。为此，我曾经很焦虑。这次不用你催了，是我自己催自己，这稿是专门写你的；老钟，每次我写了新的东西，总是喜欢给你看，我相信你的眼光，我说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就是运动员和教练的关系。这一篇写你的文字，你却不能看了。我不焦虑了，但是哀伤，因为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