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童生涯

　　□苏小华

　　1966年至1970年间，我有一段当报童的经历。

　　当时，所有报纸的派送与售卖都属于邮局业务，妈妈在邮局的工作是三个月派报、三个月卖报。她的身体很不好，不是哮喘就是这里疼那里疼，每天都是拖着病体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种菜煮饭做家务，非常辛苦。那时，姐姐哥哥都“停课闹革命”去了，我因为是小学生，就在家里帮忙做饭什么的。我妈妈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她说，要不你就替我去工作，我在家里做事。我一想，好啊，这样既可以减轻妈妈的劳累，我也可以到外面走走看看，比待在家里强。

　　我们开始卖的是《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停刊后，就卖《南方日报》（广东三大报之一的《羊城晚报》此时改名为《红卫报》）。报纸每天一份只有四版，一天的任务要卖出100到120份。妈妈的工资一个月是24元，即每天8毛钱，但若卖剩一份，就要自掏4分钱，若卖剩十来二十份，一天就等于白干了，还得贴上来回的公交车费。

　　妈妈和我想了很多办法推销报纸，先是定点在南华中路的三如酒家卖，到了下午4时以后人较少，把剩下的报纸拿到附近的红会医院住院部卖。妈妈总结出的经验是：先去骨外科，那里的病人多是外伤，病菌少些，疗伤的时候人是精神的，无聊就会看报；而且男性居多，男性一般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用钱也比较疏爽。外科卖不完才去内科。儿科就不用去了，孩子病了父母要照顾病童都比较焦虑根本无心看报。呼吸科之类的就算卖不完也不要去。

　　我完全照妈妈的指示做。有人本不想买报的，见是一个如此矮小的小女孩背着一大袋报纸，会问：“你几岁了？”“十岁。”我答道。“哇！咁细个就咁懂事，点都要帮衬买番张啦（粤语：年纪小小就这么懂事，说什么也要买一份啦）。”一个人买开，就人人都买。只要去红会医院，我总能把报纸卖完。

　　但后来妈妈说，医院地方还是不宜多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发现酒家斜对面的堑口市场，傍晚时分人流很密，买卖两旺，就把档口搬到对面，效果果然不错。

　　当年妈妈派报的地方在广州市海珠区市二宫附近，所负责的地段有一间街道办的小工厂，这厂订有一份报纸，报纸箱挂在厂门口高高的地方，十岁的我常常为这份报纸如何放进信箱发愁。开始时我请路过的行人帮忙，但有时等很久也没人经过。于是我就找来四块砖头叠起来，站在上面把报纸放进信箱。有一天，放报纸时刚好碰到工厂看门人，他要我把砖头搬走。我把砖头藏到旁边拐角处，若碰不到可帮我将报纸放进信箱的人，就将砖头搬出来，放完报纸又藏回去。

　　妈妈负责派报的地段有500到600户的订户，全部派完约要四到五个小时。自从我“加盟”派报工作，妈妈的压力就大大减轻。

　　1969年，我小学毕业，整个学校的毕业生直接划拨到中山大学对面的52中学就读。上午上四节课，下课时间是11时45分，我提早就收拾好一切，一下课，马上冲下楼梯到对面的车站坐公交车到跃进路邮局，从中大到邮局共有六个车站，一般到达是12时15分。背起妈妈准备好的一袋报纸和作为午饭的一瓶牛奶，边走边喝边派报。

　　那时，邮局有一句口号，叫做：“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日报经常为了等最新消息在深夜才出版，报纸什么时候到邮局，我们就在什么时候出发去投递。印象最深的一次，送完报纸大概是凌晨3时，我正走在宁静的街巷，观赏着美丽的月色，忽然，前面传来一阵喧哗：乒乒乓乓的砖头声，人嘶喊的惨叫声混成一片。不好！又打起来了！我赶紧躲进路旁一座楼房的楼梯底。不想我刚进去一会，咚咚咚，随着一阵重重的脚步声，又有一人跟着跑了进来。我赶紧往里靠了靠。这时外面一阵“捉住佢（他）！打死佢（他）！”的声音渐近，那人又下意识地往里缩了缩，我真怕他碰到我，好在楼梯底是斜的，我个子矮，可以站得靠里面，那人往后退了一点，头就被楼梯顶住，进不来！那人在我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嘿哧嘿哧”地直喘粗气，身上散发出的一阵阵热气和腥味直扑我鼻。在朦朦胧胧的光线下，我发现他头上身上全是血！我一动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出。过了很久很久，外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那人才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幸好他没发现他的背后原来还有人！

　　有一次也是半夜送报，天下着大雨，我穿着雨衣，里面还有一袋报纸。来到芳草大街，这条街是旧时的豪门大户，有着整齐宽阔的石板路，高大结实的雕花双扇门，白天家家户户都把门打开，只拉上特有的趟栊，我的报纸就从趟栊的空隙里往里面一扔，就完事了。但这天是半夜，家家都紧闭着大门，那大门的结构好到连一张报纸都塞不进，没办法，我只好用力敲门，没人应，我又继续大力地敲。半天，一个男人来开门了，他平视着正疑惑怎么没人时，突然下方有个童声叫“报纸”！那男人吓得退后了几步，定了定神说：见鬼呀，半夜送报纸谁看啊！我大声回答：最新指示！然后扭头就走，沿着我派报的路线继续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