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书房

　　□张惠雯[美国]

　　如果一个人带着“作家的藏书必定汗牛充栋”这样的印象来到我的书房，他或她一定会惊讶：只有这么些书啊？对于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观感和极力掩饰失望的神情，我还会“火上浇油”地补充说：“书不多，而且也不是每本都读过。”在温和的外表下，本尊有一颗戏谑促狭的心。

　　我说的是我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区康科德镇的书房。这个房间原本是一个开放的露台，房子的原主人把它封闭起来，改造成一个乡村风的木屋。木屋的一面墙是整块落地窗，另一面墙镶嵌着另一幅大窗，由三扇高而窄的木窗组成，窗外的树林映入窗内，宛如三联画。

　　搬进这栋房子后，我把这里当作书房，因为采光最好。书房里有两个黑色书架，每个高约两米、分为六层，相对而立，中间是一张木桌。如果我在桌前读书或写点儿什么，这样的布局方便我随时起身，在两个书架之间走来走去地寻找某本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两架书真的不多，但也够了，因为我并非一个学者或是靠查阅大量资料写作的作家（譬如历史小说家）。这些书的作用不是为我提供素材，而是启发我的想象和思索，滋养我的语感。

　　不过，我读过的很多书（也许大部分书）都不在此处。这里的书多半是我的“新相知”，而不是“故交”。这些“新相知”是我在2010年来到美国以后慢慢积累的，里面只有少量我在这些年回国时零零星星从国内带回来的旧书。这里是我的“三分之一书房”。因为旅居的缘故，我的书散落在三个地方 ：中国河南的一个县城、赤道上的岛国新加坡，以及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

　　这三个地方的书房收藏的书很不一样，也带给我迥然不同的“阅”历和启迪。故乡书房里的书是我十七岁出国以前读过的，其中很多书是年长我十岁的哥哥在他青年时代收集的。哥哥读书兴趣甚广，所以他搜集的书有中国的古典文学，从诗经、乐府诗集到清代的诗话、词话；也有大量西方译著，从古希腊神话到古典主义戏剧、小说再到现代派诗歌，以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受推崇、广为流传的一些哲学著作……这些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私密的朋友，也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不仅使我认识到文学之美好广博，也让我对世界、对生活和人有了一点儿了解。后来，我和一些写作同行交流，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年少时并没有多少书可读，我才意识到故乡的那个小小书房是多么大的精神奢侈：书虽不多，却足够丰富，几乎每一本都精挑细选、足够经典。那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小说家、最好的诗人：司汤达、屠格涅夫、契诃夫、波德莱尔、瓦雷里、叶芝……

　　当我还是个初中生时，记得我家书架上有一本徐迟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最早的那一版。但那时候，我还理解不了它的好，把梭罗当成一个爱讲道理的怪人。谁会想到，三十多年后，我竟为了追随梭罗的灵魂而搬到了康科德，在瓦尔登湖附近的林区居住。书籍、文学，仿佛是我的命运之轮背后那只神秘的推手。

　　十七岁高中毕业后，我到新加坡读大学。之后的十五年，我居住在这座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城市。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十五年，从年少无知到步入中年，而且，我在这里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要当一个写作者，这是我最喜欢也最适合我的工作。在新加坡的那些年，我读了一些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书。如果说在故乡的阅读在我的意识里播撒了文学的种子，那么在这里，阅读的滋育使这些种子发了芽，并成长成一棵有枝有叶的树。

　　三个书房中，新加坡的书房收藏了最多的书，而且都是我自己精心挑选、购买的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我还是个穷留学生的时候，我的零花钱大部分用来购买书籍和唱片。当时新加坡书店里的中文书大部分是台湾出版的繁体竖版书，而且价格不菲。我当时会觉得花30新元（当时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80元）买一件阿迪达斯的T恤衫很贵，但如果是一本喜欢的书或唱片需要花同样多的钱，我不会觉得贵。我喜欢的作家，譬如卡尔维诺、昆德拉、博尔赫斯，只要书店里有他们小说的新译本，我就去买回来。如果看上了哪套昂贵的书而当时钱凑不够，我会不买衣服、少下馆子，等钱凑够了就直奔书店把我心心念念的书抱回家。所以，我想我虽然也喜爱华服和美食，但我心目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书。

　　2010年底，我将要去美国的时候，发现我的最大“资产”是很多箱的书和唱片。因为前途未卜，我把它们都寄存在我的一位同样爱读书、爱听音乐的朋友家里。那时候，我以为我还会回新加坡。没想到，它们至今仍是朋友书房里的“寄居者”。这些年来，我不是没有想过把它们运过来，但每次总有一些想法使我犹豫不决。我想这些书“寄居”久了，也许就把那里当成家了，如果我兴师动众非要把赤道上的这些书迁移到高冷的马萨诸塞，它们未必会适应。另外，我想到朋友“领养”了这些书这么多年，就像人领养了一群小动物，早已有了感情，如果我突然把它们领走，是不近人情的。倒不如把它们留在那里，这样，我和那个城市的关联就不会断，因为那里有我的过往，还有我的小小书房。想通了，我就释然了。

　　我的三个书房，就这样被分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空间里，就像它们带给我的思索与感动存在于童年、青年和当下三个不同的时间里。即便把它们合并起来，我觉得也说不上有很丰富的藏书。和一些名人满室“顶天立地”的书架比起来，我的书架属于“小巫”，好在这些书我大多读过，它们不是什么奇特的收藏或风雅的摆设品。一个作家究竟需要读多少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要读好书，且要深深地读进去，最好的那些书，要一读再读。

　　想到很多陪伴过我的书如今不在身边，这对我来说倒也不是难过的事，因为我爱书，但并不是那种非要占有书的实体的人。所以我当不了收藏家，我对搜集不同版本的书从未有过兴趣。当然，据我所知，许多收藏家也当不了作家。我想，这些书的影响已经进入到我的思维、我的血液里了，且它们使我成为了一个执笔创作的人、一个致力于写出另一本书的人，这是我能拥有它们的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