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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杜卉 |
□陈雪 镇隆有座马鞍山，山下有个叫“四大半围”的村庄。外人初听此村名，颇觉费解，一经打叫才知，那是由高田、新村、岗头、陂塘角四条围村加朱屋瑛村组成的名字。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半围屋。 高田村有座黄氏祠堂，这是客家山村常见的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布局。两进三开间的木桁瓦房，大门外是一个长形的禾坪，禾坪外是一口大池塘，塘中鱼跃波动，塘边绿树婆娑，把村庄点缀出几分田园韵致。 走进黄氏宗祠，一眼便看见了“中共惠紫河博地委成立旧址” 的木牌匾，思绪随即被拉进了中共百年的历史深处。 一百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1920年8月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新组织，选陈独秀为书记。无独有偶，两个月后的北京大学，李大钊又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小组，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经过他们近一年的努力，在武汉、广州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到了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党代表汇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房子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又转到了浙江嘉兴的游船上。 无论是说到北京、上海还是嘉兴南湖，似乎离东江都太遥远了，与四大半围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一位叫罗俊的客家汉子，从四大半围的土路上走出，走进了广州高第街素波巷的“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学习期间，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惠阳县第一个中共党员，也是东江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惠阳党史记载是1921年冬）。 在罗俊的影响下，随后便有了黄卓如、张仲鸣等一批四大半围土生土长的青年学生，把《广东群报》《广东中华新报》带回镇隆，在惠阳各地广为散发。须知这是由广东早期的共产党人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报纸。这些宣传科学与民主、讴歌工农运动的进步报纸，一度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 罗俊、黄卓如等除了在家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在四大半围的岗头、高田、陂塘角村办起了三个平民夜校，他们通过进步报刊，积极宣传先进思想，引导农民群众加深对革命的认识。这为惠阳地区早期的大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后的几年里，一大批四大半围或惠阳籍的青年学生先后加入了中共组织，屈指一数就有：黄卓如、黄取球、何友逖、高恬波、李国英、叶文匡、叶挺、罗克仁、黄佩勋、林浩池、罗志白、余子光、罗汉珊、温毓明、张仲鸣、杨维青、朱卫鉴、吴晋波、古柏桐……这时的惠阳无疑是广东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地区之一。在这批党员中，单是四大半围就有5人先后成为广州农讲所二、三届的学员。到了1926年春，镇隆的四大半围除了建有各级农会，还建立了党总支，下设高田村、岗头村、沙堆村三个党支部，至翌年年初，惠阳全县已发展出3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400人。 正因为有了这些坚强的基层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四大半围的党员罗俊、黄卓如、黄佩勋、李国英、何友逖、叶文匡等组成先遣队，回乡组织发动农会骨干配合东征军行动，一经动员，惠阳竟一下组成千余人的农民队伍，担负起东征期间东江流域的情报向导、后勤保障、慰劳宣传等各项支前任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广东省委为贯彻“八七”指示，指派蓝旋坤前来四大半围，在黄氏宗祠召开东江地区党组织会议，会议决定组建农民武装，接应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南下广东的部队；成立惠阳、紫金、河源、博罗特委，加强党对东江地区的组织领导。 此时，这间小小的黄氏祠堂，既是惠、紫、河、博的特委机关，也是惠阳工农讨逆军的司令部（团长罗俊，总指挥黄卓如）。四大半围一度成为东江地区发动土地革命，开展武装割据运动的指挥中心。 1928年，黄居仁、林道文根据省委指示，在四大半围的黄氏宗祠召开县委会议，制定暴动计划，接着在岗头村的杨氏宗祠召开惠阳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惠阳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此时的惠阳县包括如今惠城区、仲凯区、大亚湾区、惠东县及深圳的龙岗区、坪山区和大鹏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恽武英、杨石魂、黄居仁、林道文等马上在四大半围组织策划第三次平山起义，这是继罗焕荣第一次、蓝旋坤第二次之后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 马鞍山下，四大半围，一间小小的黄氏宗祠，与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联系得是何等紧密。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四大半围一直是一块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国民党反动派曾八次调集重兵对此地实施“三光”剿杀，凄风苦雨，刀光剑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红色的党旗非但没有倒，还愈加鲜艳，它高高地耸立在马鞍山上，迎风飘扬。 梁衡先生在《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的文章中说：“西方人信上帝，我们认马克思主义，也许是马克思在冥冥中的安排，专门让我们这个大党诞生在一只小船上。” 是的，船在水上，湖连着河，南湖连着东江，正因为嘉兴红船的那点点星火，把东江两岸燃成一片赤色的土地。 徘徊在四大半围的黄氏宗祠，注视着墙上那一张张记录岁月峥嵘的照片，我不由地想起当年红船上的党代表们。据说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特地回到嘉兴红船凭吊一番，毛泽东却无缘旧地重游。直到1958年去杭州视察时，专列路过南湖，毛泽东急令停车，他久久地站在路边,凝视南湖足40分钟之久。想想也是，共产党从贫无寸土到神州万里，从漂泊水上到江山红遍，伟人心中定是波涛汹涌，感慨无限。 离开宗祠前，我再次注目回望了挂在墙上的烈士照片。恽代英、高恬波，还有被称之为东江三杰的阮啸仙、刘尔崧和黄居仁。他们在这片赤土地上战斗过，也为这片赤土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是说客家人红土地，红土地客家人吗？是客家人选择了红土地？还是红土地选择了客家人？一切都似乎宿缘有定，血肉相连。穷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才是翻身解放的唯一出路。这种坚定的信念早已经植入了革命先辈的血脉，我们所要传承的，正是这种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