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岑桑

　　□文其[新加坡]　　

　　人们常爱说时光飞逝，有些事物会永远消失。可有些人物，在我们记忆中的闪光，哪怕只是一星半点，却永远不会消逝，岑桑就属于这样的人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增城乡下务农，一日忽接通知，让我到县城去见省里出版社来的同志。我不过在当时《南方日报》上写了个短篇， 自觉不怎么样，凭什么惊动到他们？

　　到了县委招待所，看到小厅内一位中年人正微笑着向忙于为他斟茶递水的人说：“我不懂品茶的，只会大口大口喝，一下子就一杯，你们都请坐，别忙，我自斟自饮好了。”一面拿过茶壶。他见我进来就问：“是作者吧？我是出版社岑桑，来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请坐请坐。”说着顺手提壶为我斟了一杯茶。

　　我受宠若惊，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岑桑看出我紧张，微笑了，对大家说：“我最高兴见到作者了，因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工作了。”大家都笑起来。

　　岑桑的名字在我是如雷灌耳，早在我念高中时，教语文的班主任、刘逸生先生的高足周锡韦复老师，送给我一本初版的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说作者谷夫就是我喜欢看的经常在《羊城晚报》副刊上写散文的岑桑，你可拜他为师。我大喜。

　　后来出版社通知我到广州改稿。岑桑老师要出版一本名为《禾苗正绿》的短篇小说集，对我那个短篇逐段指导修改，能有机缘由岑老师手把手教导，我觉得很幸运。岑老师的指导方法是说出每个要修改的小段落的意思，让你去体会修改，并非定下死板的字斟句酌。我有的地方抓不准，改两三次才被老师通过，感到有点吃力。到后半篇, 我对文中有的地方就不那么用心改了，心想反正老师会反复提意见，先写个大概再说。老师看出来了，扬起手中一沓书稿微微一笑：“我们在出一本书，书本一百年后还可以在图书馆找到，凡要印出来的东西都得认真对侍。”说时带笑而话意深邃。

　　后来，我被借调到《广东文艺》（后改回原名《作品》）编辑室改稿。从暂住地文德路到岑老师在广大路的家很近，从中山五路转入那里正是闹中带静。登上二楼岑家，给我的感觉是布置雅洁简约，但见到好些书橱书架，都整齐地放满书。墙上挂一幅清新的彩墨画，画面留白很多，河涌水面，小小的画中人头戴竹笠，撑着一条满载青绿禾苗的小艇，在红棉树下悠然而过，在霏霏春雨中赶往插秧。我想，岑老师赏画喜禾苗，《禾苗正绿》一书正寄寓了他的美好愿景。

　　最初到岑老师家里聊天，多谈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有一天，我往访正遇岑老师满身大汗推着自行车，原来他是踩车去顺德探望插队的儿子刚回来，我忽记起，那里正是岑老师的家乡。聊起顺德，他话匣大开，盛赞水乡的桑基鱼塘……我恍然明白，岑老师以桑为笔名的情意结。

　　后来我们聊天的话题多起来，岑老师从鱼米之乡说到珠江三角洲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整个岭南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他举自己欣赏的顺德诗人陈恭尹为例，认为他的诗大气而又有婉约之风，堪称岭南诗作表率。他认为近代岭南的许多政经历史、社会文化、创造发明、人物事迹等等都大有编书出版的价值。果然，近半个世纪后，由岑老师当执行主编的涵盖岭南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巨制100多册的《岭南文库》面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在香港及新加坡的电视台工作。回穗省亲之余,即约岑老师在北园晚餐相聚。我谈南洋风物，岑老师很有兴致。老师问及工作，我回说一直在搞电视连续剧，不比文学作品有意思，作者难有自我，且那东西很俚俗，须迎合观众，收视率决定一切，如广告商不买账戏就玩完，多数剧集观众看了很快就忘了。老师没反对我的说法，却若有所思。我更加以发挥，当年大榕树下的讲古佬（说书人）讲古就等于一部电视剧，眉飞色舞说完一章，且听下回分解，就收一回钱，说不好，没人听，也就收不到钱……老师久违了的微笑又挂在脸上，说最紧要的还是“话本”，写不精彩，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西游记》也是俚俗文化的话本，但几百年后的今天它成了古典文学名著。百年之后，还会有人像翻看经典电影那样找某些电视连续剧看吗？多年来岑老师这番话，不时在我耳畔响起。

　　本世纪初年，我在国内往返各地写电视剧，在穗偶遇老作家韦丘，即约茶聚，问及岑桑老师，他以惯用的大嗓门说道，岑桑呀，不烟不酒身体好，晚来睡觉起得早，真服了他，退而不休日夜忙……

　　如今，岑老师远去了，可是他创立的文化宝库，永留世间，就像一身是宝的桑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