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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 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一直与他曾主持进行的“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还原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考古调查成果相联系。作为一位来自欧洲的高水平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以实证证明中国文明的发源、发育真正称得上源远流长。他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并通过与中国助手、学生的合作中，示范了如何在考古工作中采用田野调查。而且，他运用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知识，带领团队挖掘了周口店遗址，而后还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以不容湮没的确证，让国际学术界接纳了中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存在，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这本《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以瑞典语最早出版于1926年，之后还曾推出英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了这本书问世以来的首个中文权威译本。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安特生解释了写作出版此书就是表达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在中国工作期间，安特生结交了丁文江等多位中国近代高水平的、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并由此得出判断，“她（中国）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的崇高价值和生命力。”他通过考古工作以及历史研究十分清楚地指出，近代以来欧洲和北美流传的所谓欧洲文明优胜论、贬低亚洲尤其是东亚文明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中国几千年来却走着自己的路，发展了中国的个性”。 对于中国近代的落后，安特生给出了相较于同时代欧美学者更为平和的解释。按照他的观察，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这铸就了古代很长历史时期以内的辉煌，但也使得人们形成了中国优于周遭乃至远方所有国度的精神观念。安特生说，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19世纪在应对欧洲侵略、经济殖民时的左支右绌形成理解。 安特生通过历史记载、考古求证以及实地在中国多地的农村进行考察，对古代中国在农业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有了非常直观鲜明的印象。他盛赞中国农民“从不因辛勤劳动而退缩，只要这些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丰收”。他甚至还早于欧美营养学界几十年就意识到，中国民众的饮食结构相较于欧美人更为健康，即主要食用蔬菜、植物油。 《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一书中也指出，尽管一些欧美人士营造了有关中国的不实偏见，渲染中国民众排外，但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相当友好：“大批曾在东方工作过的外国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重，因为他们技术精湛、清廉诚信、满腔热忱地对待职责。”安特生本人也以在华工作获得盛誉赞扬的外国科学家同行为榜样。 他超前地指出中国在迎接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还谈到1918年流感在传入中国后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公共卫生体系，因而在城市和农村都引发了多轮剧烈传播，为当时的疫情状况留下了真实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