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赵树理

　　□邢小群

　　1965年年初，我随父母从湖南长沙来到山西太原。当时，父亲在湖南，感到气候不适应，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调到河北工作。

　　冀中一带是我母亲的家乡，也是战争年代父母所在部队活动的地方。1958年，父亲曾经下放到河北省文联，在保定办公。他也曾以作家身份下放到石家庄国棉一厂。

　　上级回复，河北文联的干部下乡四清去了，一时联系不上，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到山西省文联？父亲一想，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作家他都认识。孙谦还是他在电影局时的同事，就同意到太原。

　　住了几天招待所后，我们一家大小被带进一间像庙堂一样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告知这是我们的新家，并征求父母意见，如何简单装修一下。记得当时，我们眼中充满好奇，心里却感到从里往外的凉——这房子能住人吗？抬头可见年深日久的梁、檩、橼之类的木建，屋内没有暖气。据说，山西省文联对我们家的到来，没有思想准备，文联主席马烽见到我父亲时说：你何时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显然，父亲以为，山西文联同意接收，组织联系就没有他的事了，他自己并没有与山西文联商议具体安置事宜。

　　我们看到的这处大院是南华门16号，院子外面的牌子上写着“山西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院内西面一排房是民革的办公室，东面住着文联另外两户人家。人们从胡同经过，看到我们院的牌子总是很好奇，打量我们的眼光也很特别。

　　几天之后，文联已将庙堂一样的正房上了顶棚，连同东西两侧的耳房，隔成四间，并另盖了厨房。厕所在院子里，公用。

　　人际的温暖也慢慢有了。

　　我们居住的大院左侧，有一个小套院，套院里住着先我们几个月来到太原的赵树理一家。我们两家都曾在北京居住多年，但因不住在一处，并不熟悉。

　　一天，一个身着浅灰色薄呢大衣、个儿挺高的人登上我们家门前的高台阶，还没进门就大声道：“老邢，你来了啊？”爸爸迎了上去。看上去他们很熟，也很随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树理伯伯。他黑红的面色，脸上的褶皱挺深，但人很精神，说是刚从乡下回来。赵伯伯四下打量着我们草草安就的家，和我父亲说：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了，家里有两个书柜闲着，搬来你用吧。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家带腿的家具全卖掉了，现在机关虽配备了日用家具，但地上一堆纸盒里的书，仍塞不进公家给的两个书柜。

　　过了两天，赵伯伯让儿子二湖、三湖将书柜搬了过来，他自己也乐呵呵地跟了进来。他的书柜上下都是推拉门，上面两扇是普通玻璃，下面两扇粗看像是嵌进两块大理石。爸爸摸着下面的柜门正想看个究竟，赵伯伯笑着说：“这也是玻璃的，是我自制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他见我们一家那么感兴趣地望着他，就连说带比画地讲起这仿制大理石的做法。他说，先弄一大盆清水，待水平稳后，再用毛笔蘸上墨汁，迅速在水平面上画出想要的花纹，然后不等墨汁沉落，很快将宣纸铺在水面上，再把纸平着提起趁湿贴到玻璃上，玻璃的另一面就显出了大理石的图案和纹路，和真的一样。接下去，他又讲了贴宣纸的考究，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津津乐道的神态，心想，赵伯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时间长了，才知道，赵伯伯“有意思”的地方还真不少。每当他的小院传来悠悠的胡琴、笛子声，那就是告诉大家，我老赵在家里。我的两个弟弟和赵树理的小外孙同龄，是一块玩的小伙伴，这时，早就蹿到赵伯伯的屋里在他的身旁雀跃了。我们大点的女孩儿，也经常禁不住引诱，想到他屋里多站一会儿，听他讲点什么，总觉得话从赵伯伯嘴里说出来特别俏皮、有味。记得明代解缙与财主智斗的故事就是从赵伯伯那里先知道的。赵伯伯讲趣事、说笑话，带着浓浓的乡音，加上他的幽默，总让我们乐而忘返。

　　父母常叮嘱我们无事不要到赵伯伯家打扰，可谁让他那么有意思呢！赵伯伯跟他的儿子二湖还有我大姐聊天时，常说起《红楼梦》。那时，我看不进去《红楼梦》，觉得林黛玉太娇气。听大姐说，《红楼梦》里的诗词，赵伯伯背了一段又一段，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意思。赵伯伯知道我大姐喜欢医药学，就告诉她《红楼梦》里的那些药丸为何那么讲究。连我妹妹遇到不会做的算术题，也去问赵伯伯，因为他总是有问必答，耐心和蔼。有一次他告诉我妹妹，题的答案可以告诉你，但步骤不能说，我用的是土办法，你不能学，学了就入了旁门左道，你们老师该对我有意见了。

　　那时，我们正是很有求知欲的年龄，赵伯伯对我们是个谜，我们很难想象他有什么事是不知道的。

　　我还向赵伯伯学会了搪火炉。赵伯伯家厨房的灶火很特别：一个炉膛，大、中、小三个火口通过烟道串在一起用。外面炒菜时，中间的熬稀饭，里面的温热水，炉膛不大，火很旺。赵大娘告诉我：“我们家的火炉都是老赵搪的。”快入冬了，我妈不停地嚷着搪炉子的事。我自告奋勇承包了三个铁炉子的搪抹工程，他们以为我是冒傻气。其实，我心里有数，师傅就是赵伯伯。赵伯伯告诉我：往粘黄土里放盐，比放碎麻、碎头发之类的东西结实，炉膛不在于大而在于形状。抹泥的时候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要从下往上一层压住一层，从薄往厚。搪好后，不能只烤干或晒干便罢，必须用焦炭一鼓作气将里外烧得通红，等凉了就非常结实。照他的指点，我搪的炉子使全家大吃一惊。他们奇怪我何时学会了这般手艺？那年，我还不到十四岁。

　　赵伯伯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下乡或外出，但他一回来，院子里的气氛总与平时不一样。有一次，他外出回来，端着两碗焖面进了我家：“老邢，尝尝老关做的焖面！”老关是赵伯伯的老伴，我们叫赵大娘。爸爸一边吃，一边说：“不错，不错。”赵伯伯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出门最想念的就是老关做的面。”边吃边说起山西人的面条有多少种做法和吃法。后来，我们姐妹几个都学会了做焖面。从爸爸的口气中知道，他和赵伯伯的交往并不深，后来还提到，在“反右倾”、批判“中间人物”的时候，爸爸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的批评赵树理、邵荃麟的扩大会议。尽管他早就意识到那些批评很过头，但以后的环境、气氛使他从未正面对赵伯伯有所表示，他内心多少有些不安。未承想，这一切早就在赵伯伯哈哈的笑声中化解了。多年以后，一提起赵伯伯，爸爸总是感怀他的心胸宽阔、为人厚道。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殃。他家门外贴满了大标语——名目很多。我因为热衷于在学校闹革命，回家很少，没有看到赵伯伯被抓走游街、批斗。但我知道，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站在摞起来的桌子上，然后踢倒桌子，赵伯伯摔倒在地，断了三根肋骨。以后，赵伯伯在家的时候就多了起来，我每次回家见到他，都觉得他衰老了很多。

　　在这期间，我们家也“沦陷”了。各路人马来了去，去了来，抄了又抄，好像谁家都怕落后。父母索性躲到外面去了，家里只留下我们姐妹兄弟六个和我们的继祖母。那年我大姐18岁，我弟弟才7岁。有一天深夜，院里一阵狗叫，我们被惊醒，撩开窗帘的一角，一看，好家伙，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叫我们开门。就在这时，赵二湖从套院翻墙过来了。他后来说，不开小院门，是怕引狼入室。二湖那时年方二十，他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架势，对那伙来人说：“人家大人不在家，家里都是女孩子，你们有事白天来，要不，传出去对你们不好。”二湖交涉之际，其他的邻居也陆续出来帮腔，这群人才悻悻地撤出大门。

　　事后，我们向二湖表示感谢。二湖说：“我睡得死猪一样，我爸夜里睡不着，听见外面有响动，把我推醒，让我过来看看，说你们家多是女孩子，大人不在家，别出什么事。”赵伯伯那会儿因肋骨被打断，正犯胸膜炎，哮喘病，一夜一夜不能躺着睡，只能坐在火炉边。没想到这位病殃殃的老者，竟成了我们的保护神。

　　1969年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年仅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逝，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