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乡村那抹绿

　　□王树贵

　　老王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送信的”。当时我不足十岁。因为父亲是村干部，有些公家订的日报、农业科技报等，还有邻近村组信件都会先放在我家。我们那是个大庄子，河叉多，人家住得散，我家又在大路边，大家都把我家当成了一个邮政点，村里有子女在外当兵、上学的，习惯了隔三岔五顺道来问问有无信件。

　　老王总是踩着辆绿色的载重自行车来送邮件，车后壳上印有白色的“邮电”二字，后座上左右各挂一个绿帆布大包，塞着满满的报纸信件。我的印象中，老王矮矮胖胖的，每次见他踩着车过村口那个木桥，总是摇摇晃晃的。老王还有一个神秘的绿色小夹子，里面夹的东西常常需要主人家带印章当面来领。每每此时，我们小孩子就欢乐起来，赛跑般地去别人家里通风报信。老王便趁机在我家门口歇个脚，抽口烟，等那些主人家带着印章来取件。他们有时还会请老王帮忙念念信件的内容，我们由此知道，那绿夹子里夹的是电报，有急事才发的，按字数收钱，老贵。

　　我的阅读体验大部分来自那个时候的报纸副刊，后来与老王熟悉了，趁他歇脚的工夫，我便站在他的大邮包旁边，翻看一会别人订的《儿童文学》《中小学生作文选》等。有时正看得兴起，老王却要奔向下个村庄，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心里都是痒痒的。

　　二十岁那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我们庄上的联办初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教书。心还是羽毛状的，渴望飞翔，所以总嫌弃乡下日子千篇一律、寂寥难耐。那个时候，电视、电话、网络都没有普及，唯一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就是书刊报纸。老王还在我们那一片送信，一听到从学校南边大路上响起一串带节奏的铃声，便知道那准是老王来了。若有我的信件，他老远就喊：“来啦，你的信。”

　　乡下路不好走，老王隔天才来一次。夏天时若是晴天，他把裤腿挽上去，能看见曲张的静脉像蚯蚓一样，好像还在逐年长粗长壮；雨天呢，老王便很是狼狈，裹着雨披，还要用塑料薄膜裹着两个大邮包，哪怕裤子湿了，他也舍不得报刊信件被打湿。

　　我在寂寞中学会了用纸和笔倾诉，并试着对外投稿。我的第一篇文章发在日报副刊上，还是老王最先告诉我的。那天，我拿着那张报纸，逆着老王送信的路狂奔了500米左右，才平息激动的心情。我羞答答的地下写作从此转为光明正大，在方格纸上誊写、填好信封、贴上邮票，然后像一个郑重的承诺般交给老王，让他带去镇上邮电所寄出。事实证明，老王是值得信任的，不久，那些印有某某报社、杂志社的回信便经老王的手带来，哪怕是退稿信，也在学生面前赚够了崇拜的眼神。那段空虚浮躁的日子就这样被来来往往的信件填得满满的，也为我一辈子坚持读书写作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在文字里遇见了爱情，经老王手送来送去的两地书信存了整整两只皮箱。老王的身影后来也无数次走进我的文章。有一篇《樱桃树下的老王》写的就是我某年返乡，在邮电所宿舍大院樱桃树下看见中风后提前病退的老王时的疼惜。

　　三十岁那年，为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到了一所郊区小学任教，遇见了另一位邮递员小陶。彼时，我读书写作渐入佳境，汇款单飞来飞去的，这在乡村小学校很稀奇。只要有绿单子来，小陶师傅一定把他的摩托车油门拉得轰轰的，吓得那些围着他的学生波浪般往后退。我拿着签名章过来，那波浪又围上来。这一轮，除了学生，还有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临时聘用人员，无一不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陶师傅盖好章后，为省得我跑去十几里外镇上汇兑，直接帮我先垫付了。这在现在规范化管理下已无可能，所以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邮差的人情味。

　　再后来，路好走了，邮递员的交通工具更讲究节能环保，统一配的绿色电动自行车，更加便捷。

　　但电脑的普及让投稿变得容易，人们的信便少了。只是我比较传统，尤其是写了几千字、上万字的散文、小说，舍不得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心血扔出去，担心编辑在邮箱里翻花眼睛，根本看不到。我便坚持打印文稿、书写信封、贴足邮票、交给邮差，一如二十年前的样子。

　　转眼四十年过去，我目睹基层邮差的辛劳、尽责，感受着他们的淳朴、热情，也体味着他们的挣扎和不甘。他们很普通，普通得在人们印象中只留下奔跑着的绿色背影。但他们不该被遗忘，他们永远是乡村一抹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