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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今天夏至，明天端午。记得老舍先生曾写一首《七律·端午》：“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路边有小贩在售卖菖蒲与艾草，以红丝线扎成一束束。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古人此时会洒扫庭除，在门楣插艾和菖蒲，还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或给孩童额头涂上雄黄酒……除了纪念屈原，端午的习俗，也都是驱邪镇恶的吧。 附近有一家宁波老太经营的摊子，我不是宁波人，也不太嗜甜，可但凡买酒酿，却都会去光顾她那里，喜欢看见她揭开坛子盖，长长的勺子舀起来一大块酒酿那一刻。除了酒酿，摊位上还有各种年糕与糕点、宁波酱菜之类，她先问要做什么，再推荐“食材”，递给时 “普及”几句她老家的做法。今天忽然看见她面前的笸箩里，有了红丝线、黄丝线绑的粽子，我按一按粽子，有点软，仿佛是新鲜刚煮出来的。我说，你做的？她摇摇头，我妈妈会，我都不会了，这是我家乡的大肉粽和蛋黄肉粽。我买了五个。 如今上海的包子铺，常年都摆着一堆粽子，去青浦朱家角，遍地也都是肉粽的铺子……年节和某种食物的象征紧密关联，已经因为日常化消解了。是什么时刻，才会觉得这些年节的“仪式”也有意味?也许是感受到时间飞快流失，记忆中的细节比现实的省略更清晰的时刻。尤其是看到某“社畜”昨天半夜两点半才加班回家，只关心可以睡几天、何时补班的时候，那种叫做“回忆”的东西，就像白蛇与雄黄酒的历练，消弭了…… 想起第一次吃到浙江的肉粽，是童年时，我家已经由广东迁徙到上海。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着一个小竹篮，里面是闻名遐迩的嘉兴肉粽。那还是绿皮火车时代，父亲说他特意下车买的。我看看外婆和妈妈已经准备妥当的包粽子的食材：洗得清亮的绿色粽叶，细细的，整齐摞着；泡过的糯米和绿豆红豆；方方的一块块腌制中的五花肉，花生碎……我问妈妈：我能不能先把嘉兴粽子里面的肉先挖出来吃了，跟咱们家的阳江粽子比较一下？而外婆却端详着那些嘉兴肉粽的粽叶，说，这粽子叶大多了，是不是好包？ 如今，能够扎出美观结实的粽子的我的外婆、讲究复刻故乡美食的父亲，都已经仙去，母亲也不再下厨给我们做老家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