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被逼吃粪便” 信息公开不能越俎代庖

　　□王顾左右　　

　　一段“男孩被逼吃粪便”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并引发热议。事发地山西介休网信办迅速跟进，并于7月1日发布通报确认此事。通报称，“6月17日，张兰村长泰园小区附近，3名未成年人欺凌1名未成年人，并将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上。”关于此事的处置，通报披露，“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对实施欺凌者及其家长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责令家长对子女严加管教，并对被欺凌者及家长赔礼道歉”“目前，双方家长已达成和解”。

　　该地网信办还在通报中“感谢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最后则强调，“对编造和散布谣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责任”。

　　这份通报信息量极大，但不论事实确认、立案及处置以及沦为质疑焦点的“和解”等，当事方都隐身在通报之外。站在前台的既不是警方，也不是当事方，而是网信部门。

　　不论是从法律上分析，还是从常识上推测，政（警）务信息公开，理应是公权力机关依法公开其在履行法定的管理、服务等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通俗一点说，就是谁干的，谁公开。当事一方报了警，警方立了案，也进行了相关处置，还主导（或至少是参与）了当事双方的和解。这些政务信息的产生者，首先是警方，而不是别的什么部门。警方并不缺乏自己的信息公开渠道。在社交平台上，警方的官微官号，已是最活跃的一群政务机构新媒体。这些警方新媒体，在履行信息公开职责、满足民众知情权上，不仅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为构建警民良性互动的舆论氛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回到“男孩被逼吃粪便”事件。当地警方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渠道公开其查明的事实，以及依法处置的过程和结果。由其他部门来通报公安机关的依法处置，不管怎么说，都脱离不了“转述”的本质。这种“二传手”的信息公开，公信力难免要打折扣，也不利于围观者依据公开的信息与公开主体进行互动。公开主体也没法直接回应，它本就无权处置“男孩被逼吃粪便”这件现实发生的霸凌事件。

　　当下，在一些地方，对舆情危机应对的理解，的确存在一种错位的处置观。若本地有部门卷入舆论热点，习惯性就找网信部门去解决。

　　本文正是要为网信部门鸣不平。若产生舆情危机的根源不解决，网信部门又怎能跳出舆情按压？接受舆论监督，回应社会关切，最亟须的是职能部门的依法作为和当事人的表态。舆论危机应对也离不开依法处置源事件这个大前提。

　　再回到“男孩被逼吃粪便”事件。新的舆论焦点是：对当事一方的报案，有无依法受理？受理之后，有无依法开展调查？调查延宕数日，办案人员有无尽职尽责？和解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在和解过程中，受害一方有无受到强迫或诱导，从而作出了非自主意思表示的“同意”？

　　鉴于围绕“男孩被逼吃粪便”的舆情，在当地信息通报之后，已演变为更激烈的次生危机——舆论普遍质疑“男孩被逼吃粪便双方达成和解”的合法性，且提出了诸多怀疑。如果不是视而不见，宜由警方（而不是其他非责任部门）及时回应这些质疑，并通过以案释法来说服“吃瓜群众”。警民直接对话，比通过第三方来传话，不仅效率更高，法治成色也更足。

　　信息公开的主体适格且有担当，内容具体且有针对性，事实清晰且合乎法理与常理，谣言、戏谑、质疑等等，自然就少了。（作者系法律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