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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5月24日，阳光忽然灼热，在上海淮海中路的法国领事馆官邸，作家王安忆获颁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也是巴金先生曾经获得的荣誉。 观礼的人群里，我看到了王安忆的老朋友和同事们。在答谢致辞里，王安忆再次提到了 “69届毕业生”。这是她的身份之一，对她来说，这个谑称是没有上过学的学生的同名词。而我在成为《收获》编辑之前，曾经读过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刊发在《收获》上，就是《69届初中生》。 王安忆在演讲中说道：“（那时候）每一科目都有头无尾，惶遽中开始，惶遽中结束，没有课本，没有教纲，后来，连课时都不能维持，于是，不到两年，匆匆毕业。”正是作家巴金、傅雷等人的译文补足了课堂教育的缺失，使他们避开了成长的危险。 记得我曾经编辑过王安忆的一部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讲述的正是不同出身的青年，在时代动荡中遭遇灵魂涤荡，而从不同途径得到的书籍，成为他们思考与“启蒙”格外重要的途径。 在演讲中，王安忆回忆了年少时与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相遇的经历。无意间得到的三卷本，就像那时候他们接触的许多书籍一样，几乎翻烂、有头无尾、封面脱落、书页卷边，而且被允许阅读的时间非常局促。傅雷先生、巴金先生他们的译作，正是王安忆这一代作家的文学修养的来源。 授勋仪式期间，王安忆还在采访中谈到她对文学传统的看法：我有个观念，西方小说涉及“经学”，我们中国小说是“史学”。所谓“史学”就是经历过的东西才能写出来，而“经学”如同一粒种子，是一种模式，可以有效地重复运用。叙事是需要理趣和逻辑的，看中国虚构叙事不如直接看历史，像《红楼梦》这样的书实在是神来之笔，这个模式第二个人用就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