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梓

　　□厚圃

　　

　　我有两位祖父，一位是我父亲的生父，另一位是他的伯伯。

　　老伯个子瘦高，背微驼，早年过番去，辗转多地，后来留在新加坡，给一家商行做账房。我见过他年轻时的一张相片，理着寸头，天庭饱满，剑眉星目，英气逼人，好似戏台上的赵子龙。也许是厌倦了漂泊，老伯较早就“归根”潮汕。老伯的太太，我们喊老姆，带着女儿金兰留在香港，先是打工挣钱，女儿成家后又帮她照顾家庭。金兰姑妈一连生了五个儿子，普通的家庭，一想到今后要给他们讨媳妇，安家，头就大。她渴望有个“小棉袄”，老了可以讲点贴心话，可就是要不到，最后只好“契”一个，总算了却了一番心愿。

　　我父亲兄弟姐妹共八人，他最小。老伯回樟林独居，见我父亲长得周正，人又机灵，就将他收为“养子”。虽然两个人住在一起，但我父亲并未改口，依然喊他伯，我们出生后，也很自然地喊他老伯。父亲曾充满感激地告诉我，他和我母亲插队落户直至结婚，就是靠老伯的一点积蓄，还有老姆母女寄的“侨批”，熬过来的。

　　老伯慈祥开朗，胸襟豁达，性情率真，好善乐施。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常有一些困难者向老伯求助借钱，他来者不拒，且从不记账，是乡里人心目中的“及时雨”，口碑极佳。老伯临终时，我父亲问他外面还有多少账没收？他吃力地摇摇手，表示一笔勾销。

　　老伯热情好客，家里只要来亲戚朋友，一转身就不见了，再见时已挎着一市篮的好肉好菜。毕竟是见过大世面，老伯很“识食”，新蔬菜刚一上市，虽贵，他必买之，以为最有营养。老伯擅烹饪，他的拿手好戏是“焗鱼”，拿一只陶钵，钵底先垫了排骨，再铺好葱姜蒜，放上鲫鱼或鲶鱼，洒上酱油，用文火慢慢焗煮，香味就在空气里流动，鱼肉细嫩且有厚味。他还爱买西洋菜，拿来炖猪肺，这也是潮汕人喜吃的一道汤菜。要是没来客，为了节俭，我们吃得很随便。老伯嗜吃咸鱼，将咸鱼切段，一块一块地搁进热油里，两面煎得焦黄，拿来下粥。他还喜欢吃腐乳。当地腌制厂生产的，用陶钵装着，吃完了，我就拿着陶钵养斗鱼。斗鱼怕光，陶钵是酱色的，釉很厚，装了水仍然暗沉沉的。

　　老伯是乡里老人组的头头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带领老人们支援“三桥”（澄海的东里大桥、莲阳大桥、外砂大桥）建设，发挥余热。老伯还是个珠算高手，口诀倒背如流。他曾受邀开班授课，为乡里培训一批财会人员。小时候，我和大妹要是没人带，就会跟着老伯去老人组。我拿着瓦片在地砖上画画，他边抽烟边眯着眼看，听到有人夸我画得好，一脸得意。我大妹那时才几岁，从唱潮剧的老人那儿学到几句，回家后比手画脚咿咿呀呀，很有一种滑稽之趣，逗得大人们笑个不停。

　　老伯还是个才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父亲对他说，你多写，我来收集，往后给你出本书法集。老伯淡然一笑，并没放在心上。

　　老伯给我讲起“古”来绘声绘色，“火烧红莲寺”“侠女十三妹”……这些武侠故事大概是他年轻时看书或看电影得来的。我从小挑食，为了哄我多吃点，有时他会忽然冒出个“very good”（很好），并夸张地竖起拇指。老伯相信洋药，在他眼里，“驱风油”几乎包治百病，他走在哪儿，身上都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凉的薄荷味。

　　因为我，老伯和我父亲曾有过分歧。老伯总担心我放学后会饿着，常偷偷地塞给我零花钱，或干脆准备好零食等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父亲为此很恼火，一方面担心影响我的食欲，不利于长身体，另一方面又怕说多了老人生气。好在老伯最终还是理解了我父亲的苦衷，只要为我好，他啥都愿意做！

　　老伯爱抽烟，先是抽旱烟，竹管铜嘴，随着腮帮一鼓一瘪，烟锅便喷出蓝白烟雾。我小时调皮，常惹他生气，他一下将老烟杆举得高高的变成了“家法”，我知道他舍不得打我，所以仍拽着他的衣角不放。后来老伯改抽纸烟，有当地的手艺人用柑木给他做了把烟斗，上面雕刻着如来将悟空诱上五指山的故事，形象生动，只是将如来佛刻成了弥勒佛。我工作后迷上烟斗，常玩的就有十来把，但要说最珍爱的，还是老伯留下来的这一把，虽说它最为粗砺，但于我却是宝物，空闲时，我会将它放在手里摩挲，好像还带着老伯的余温。

　　老伯八十一岁去世，我才十一岁。弥留之际，我父亲问他还有什么想吃的？他说荔枝。大冬天的哪来的荔枝？父亲跑遍全镇，只买到一瓶冰凉的荔枝罐头。当他将浸泡得松软白皙的果肉喂到老伯的嘴边时，他已经没了吃的欲望。我父亲又将我和大妹喊到床前，让他最后看一眼我们，他的眼睛明显地亮了一下，嘴巴颤动着却说不出话。

　　老伯的官名“梓城”，这两个字真好，故里与城市，一个是生身之地，一个是奋斗的地方。老伯去世的几年后，我家盖了一幢独院小楼，大门上方挂着一方匾额，刻着我父亲题写的两只鎏金大字：“怀梓”。父亲说老伯还有老姆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怀梓”就是为了怀念他老人家。大门的两侧，也年年贴着同一副春联：“怀堂膺厚福；梓里乐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