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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左）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任天阳（右）共同为张翎颁发奖杯、证书及约稿函 |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 基于真实历史事件的虚构 羊城晚报：《归海》讲述了在加拿大生活的袁凤追忆母亲袁春雨身世的故事，请问写作初衷是什么？ 张翎：《归海》是我计划中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劳燕》。 为了维生，我在北美做过十七年的注册听力康复师。在我的患者中，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我和这群人有过多年接触，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战争和灾难遗留的长久影响，他们让我思考“创伤”的话题。灾难的“溢出物”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正好有一片流到了我的工作场所。我就把这些印象和灵感移植到了自己的母语写作中，于是就有了《归海》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归海》的人物或情节是否有原型？ 张翎：和《劳燕》一样，《归海》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构故事。《归海》里的袁春雨，是一个典型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这个人物和她的遭遇，是许多战争幸存者的故事的缩影，她是完全虚构的，同时又是完全真实的——虚构的是人物，而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则是完全真实的。 羊城晚报：《归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汉双语写作的作品。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作的感受如何？ 张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学英美文学的，用英文写一本通顺的小说想来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从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坚持使用母语，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母语可以抵达我心目中的那个“传神”境地。再熟练的外语，至多也只能做到“达意”。 在用英文书写的时候，整个构思过程就是用英文思考的。除了遣词造句、意象和比喻的不同之外，中文书写中很多烘托和铺垫都是围绕着故事核心层层铺展的，而在用英文书写时，就要考虑如何以英文读者习惯的方式铺陈情节。另外，由于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知识点各有不同，对小说历史背景的详略设计，也是很不相同的。中文读者很熟悉的历史事件，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完全陌生，反之亦然。这些方面的考虑，是用第二语言书写的人必然面临的挑战。 时代不同，难有余光中式的“乡愁” 羊城晚报：这是一种跨越国界民族、省思战争创伤的写作，这种超越在今天有何启示意义？ 张翎：整个20世纪都是灾难战争不断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并未赢得长久而稳定的和平，地域性的摩擦一直都在发生，最近的俄乌战争、加沙战乱就是例子。 由于交通和通信科技的高度发达，战乱对人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更加容易地“溢出”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这个时候反思过去，对今天和未来有着警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春雨在抗战中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往事。她的遭遇，可以使我们理解和关注战争创伤给几代人留下的长久影响，警惕战争的再次发生。 羊城晚报：从《劳燕》到《归海》，您都描写了女性对于战争伤痛和耻辱的隐忍。女作家注定是女性视角吗？ 张翎：女作家是一定会产生女性视角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但女作家不一定完全固定在女性视角上，她还可以有“普世”的超性别的视角。 羊城晚报：女性视角是不是也会造成某种遮蔽或自蔽？ 张翎：“遮蔽”和“自蔽”是视野和惯性思维的问题，和性别不一定有关系。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相本来就是主观的观察结果，所有世界上的文学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观的，因为观察的本质就是主观的。无数个主观视角得到呈现，事件和记忆就变得丰满而多面。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主观，也宽容地接受他人的主观。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失根”与“寻根”都是众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主题，但您的写作似乎无意过多关注这两种关系的辩证，而是聚焦历史中个体生命的伤痛。为什么？ 张翎：这可能和我开始写作的时机有关。我持续性地发表作品时，已经在海外生活了一长段时间。我在维生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当我终于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持写作时，我已经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文化适应期，移居早期的那些激烈的情绪，已经得到了缓解和平复。再者，我开始写作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大发展，通信和交通变得轻省而容易，我可以和国内的亲友们保持密切而即时的联系，也可以随时回国，甚至待一长段时间。地理阻隔不复存在了，就很难再产生余光中年代的那种乡愁。 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 羊城晚报：您日常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张翎：在处于写作状态时，我一般早上醒来（其实已经接近中午），不洗漱不吃早饭，立刻坐下来开始写。写一段落，再吃个早午饭，稍事休息，午后再写两三个小时，就收工了。晚上不再做“输出”的事，只做休息和“输入”，比如看电影、看剧、读书，或者和朋友吃饭聊天。我一天写作的时间不长，从不干涩地写，一旦感觉滞涩，立刻就停下来，等待着灵感再次找到我。每天也不把灵感写完，留一口气给明天。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写作是您的“自救”，“自救”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张翎：年轻时说“自救”，是觉得自己被倾诉的欲望逼到墙角，不抒发不行。现在说“自救”，是有感于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在如此分裂动荡的大时代里，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保护我不被恐惧和不安吞没，让我在遮天蔽日的不确定中，找到一样确定的事，能够不被眼前的纷乱所动摇疑惑。 羊城晚报：您此前说过在创作《劳燕》时已有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想法，如今是否已在进行第三部的写作？预计何时推出？ 张翎：最近去东非待了一个多月，有很多冲击和灵感滚滚而来，会先完成一部关于非洲的散记，然后回到第三部的写作。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读者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 张翎：流通汉语的国家和地区应该都有我的读者吧，我所居住的多伦多城市的图书馆里，就收藏着很多我的书。 羊城晚报：在海外写作会不会感到寂寞？ 张翎：我很习惯长时间的独处，一个有事情做的人是不太会感受到孤独的。不是因为不孤独，而是因为没时间感受孤独。 羊城晚报：在《金山》中塑造“金山伯”形象时，您多次到广东采风调研，能否分享您在广东的经历和感受？ 张翎：为《金山》我曾几次到广东采风，说起来也是十五六年之前的事了。即便在那时，我就发现广东人是最具有“国际范”的人群，倒不是因为他们穿着和谈吐的时髦，而体现在他们对待人际关系边际的态度上。广东人宽容务实，在工作就事论事、不过于情绪化、不讲大道理。在大变化来临时，有一种超然事外的镇静，“饭照吃，舞照跳”。在我来看，这是一种参透世事的人生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