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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有感于思 每到年底，选本就成为热点，各种文学年选依次推出。这是一个传媒不断发达，而且极速迭代的时代，也是一个写作方式、文学传播不断发生变革的时代，十年前的“新生”，已然成为“传统”，很多曾经的热议，今天看来，完全不具备继续关心的必要。比如说吧，我现在参加文学活动，经常会听到对AI的议论，仿佛一场革命就要到来，又仿佛一个洪水猛兽正在闯入的路上。人们呼吁关注，也发表写作将会被替代的忧虑。 文学是人学，难道会被“文学是人工智能学”所取代？现在当然给不了答案，但是它却让我想起40年前电脑取代“笔”成为书写工具，引来文学人的一片惊呼。书写工具变了，思维岂能不变？写作速度提升，水分焉能防止？复制极大方便，原创如何保证？现如今，谁还把这些作为文学话题讨论呢？谁又敢说，坚持用笔书写的人一定比用电脑录入的人更文学呢？也或者，谁还在阅读时嗅出了“电”的味道而感慨墨香不再呢？文学就是如此在被迫适应与主动变革、坚守传统与引领新潮的纠缠中寻找生存之道和发展之路。 在此复杂多样的文学生态背景下再来讨论文学年选的必要性和价值，就显得很有历史感。作品如此繁多甚至过剩，阅读又如此方便甚至令人厌倦，年选是否仍有必要？回答应该是：正是因为目不暇接，精选才更显作用。 选编从来都是选编者眼光、审美的表达，是对文学形势的判断，更体现出一种文学的社会的责任。20世纪30年代，有人问鲁迅，如果只选自己的一篇小说推荐给世界，会是哪一篇？鲁迅说是《孔乙己》。为什么？因为在不足3000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苦人的凉薄。这是鲁迅对自己小说艺术水准的自评，但我们看1927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了自己的四篇小说，《狂人日记》《药》《肥皂》《离婚》，恰恰没有《狂人日记》与《药》之间的《孔乙己》。为什么？因为1927年，“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还在，即使是选编，也更愿推出体现当时主题，现时仍然继续坚持这一主题的作品。这就是一种责任的体现。编选者应该谨记这份责任和使命，为文学负责，为作家负责，为读者负责，甚至为未来留下年度的印迹负责。
